小议宪法规范的结构.docVIP

小议宪法规范的结构 本文 一、引言：从第四次修宪说起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既是国民权利的宣言书，又充分体现特定国家的基本价值追求。我国第四次修宪已圆满结束，但关于宪法修改以及司宪等问题的探讨并没有结束。2003年11月，法学界提出了一系列修宪建议[1]：“‘三个代表’入宪”、“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等。从2004年通过的修正案来看，“三个代表”入宪、更加注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保障人权的条款彰显明要。但是，“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这一提议却被搁置了。关于司宪问题，有学者认为“司宪也称宪法的司法适用”[2]。此论者主张将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督宪权）和解释宪法（解释权）与法院司行宪法（司宪权）三者界分清楚[3]。另有人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对违宪审查问题的热烈讨论带有很强的就事论事、急功近利色彩。而对与违宪审查相关的一些前提性、基础性理论研究都远不够充分。”[4]其主要理由是：没有充分研究什么是宪法，或者说对宪法的概念问题以及违宪概念问题、违宪与违法关系如何以及建立违宪审查的相关背景等问题缺乏深刻研究。对于司宪问题，论者认为法院根本就不能成为宪法诉讼的主角，理由：一是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依据是法律而非宪法；二是人民法院没有宪法的解释权；三是法院没有审理宪法诉讼的权威[5]。 二、问题：宪法的性质 宪法究竟是什么？它是法律吗？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表达了何种意义？初步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明确“规范（norm）”与“规则（rule）”的不同内涵。规范用以表达意义，而规则或法则用以描述现象和事实。法律不过是一系列规范人类行为的规范性命题，通过这些规范我们表达那些应该是或应该要发生的事件或行为。规范表达意义，由此规范的创制意味着产生有意愿的行为。法律之所以不同于自然科学，就在于法律的产生是源于人类的意愿而不是纯自然的赋予。与此同时，规范作为一行为的特定意义（该行为指向其他人的行为），与意愿之行为有细致的区分。后者意味着规范的实在状态。也就是说规范是应然，而意愿之行为却是一种实然。因此，这一行为构成的情形被描述为：一个个别的意愿，要求其它个体应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为。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指涉一种实然，亦即个体的意愿行为之既存事实；后半部分指涉一种应然，亦即指向作为行为之意义的规范。上述分析便是凯尔逊“纯粹法”理论的基本前提。在凯尔逊看来，“法律是主权国家所意图或采纳的一系列命令的集合，这些命令应得到那些服从于它的臣民们的遵守，这些命令期待达成它所意愿之特定目的，其期待之未来应该是每一个行为者动机”[6]。在纯粹法学理论中，规范成为实然与应然的连接点。申言之，当某一行为既满足了行为人的个体意愿，又满足了规范的实质性的要求，就使得实然与应然联系起来。这一命题在凯尔逊的理论中，表达为有效和实效的关系。这一命题值得注意之处首先在于有效和实效之间是有区别的。其二，两者不能同时满足，一个法规范在其产生效用之前已经生效。因此规范的有效是不依赖于实际生效的。其三，如果规范不能保持永远的实际效力的话，那么规范将不再具有有效性。简言之，有效性表达的是一个正当性的命题，而实效则是正当性的实际表达，二者的联系惟在于事实会制约意义。如果意义永远不能实现的话，整个法律体系的实效是其成员规范的效力的条件，而不是理由[7]。由此我们获得了一个基本的分析工具：规范是表达意义的，因此宪法规范也是表达意义的。这一意义表达之所以有效，是来源于一种假设，而这一假设则是与规范的实际效力相关的。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也并不是所有的规范都没有能够在实际中产生作用。宪法仍然在表达某种政党的或民众的意愿。问题是，这些意愿的实际效果在为这些宪法规范的有效性提供条件时的确还不充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分析现行宪法规范结构或意义表达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规范结构的构建：一个方法论基础 在关于规范结构命题上，分析实证法学派有许多尝试，如哈特的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按哈特的表述，第一性规则是一个产生权利义务的基本规则。在这一层面上，前法律社会与文明社会没有任何区别。界分法制文明的标准乃是第二性规则的出现，这一规则又包含着诸多规则，如承认规则、变更规则、审判规则，整个法律体系均由上述两种规则构成。在这一模型中，承认规则表达了一个发生学意义上的内容，整个法律体系之有效性赋予此规则，而此规则又与生活事实相关联，从而在哈特的语义分析逻辑上，严整的规范逻辑再次与生活命题相联系。哈特与凯尔逊的逻辑分析如出一辙。凯尔逊认为，基本规范必须在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或根据其产生的法令所规定的方式来表达，但是这一“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却并非时下运行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