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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反杜林论》 这部著作决不是什么“内心冲动”的结果。恰恰相反。 三年前，当杜林先生作为社会主义的行家兼改革家突然向当代挑战的时候 234，我在德国的友人再三向我请求，要我在当时的社会民 主党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 127 上批判性地阐明这一新的社会主 义理论。他们认为，为了不在如此年轻的、不久才最终统一起来的党 内造成派别分裂和混乱局面的新的可能，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他们 比我能更好地判断德国的情况，所以我理应相信他们。此外，还可以 看到，这个新改宗者受到了一部分社会主义出版物的热忱欢迎，诚然， 这种热忱只是对杜林先生的善良愿望所作的表示，但同时也使人看出 这一部分党的出版物的善良愿望：它们正是估计到杜林的善良愿望， 才不加考虑地接受了杜林的学说。还有些人已经打算以通俗的形式在 工人中散布这种学说。最后，杜林先生及其小宗派采用各种大吹大擂 和阴谋的手法，迫使《人民国家报》对这种如此野心勃勃的新学说明 确表态。 虽然如此，我还是在过了一年才下决心放下其他工作，着手来啃这一个酸果。 这是一只一上口就不得不把它啃完的果子；它不仅很酸， 而且很大。这种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 果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必须联系这个体系来研究这一理论，同时研 究这一体系本身：必须跟着杜林先生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在这个领 域中，他谈到了所有可能涉及的东西，而且还不止这些东西。这样就 产生了一系列的论文，它们从 1877 年初开始陆续发表在《人民国家 报》的续刊——莱比锡的《前进报》上，现汇集成书。 由此可见，对象本身的性质，迫使批判不得不详尽，这样的详尽是同这一对象 的学术内容即同杜林著作的学术内容极不相称的。但 是，批判之所以这样详尽，还有另外两种情况可作为理由。一方面， 这样做使我在这本书所涉及到的很不相同的领域中，有可能正面阐发 我对这些在现时具有较为普遍的科学意义或实践意义的争论问题的 见解。这在每一章里都可以看到，而且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 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 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 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 另一方面，“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天 体演化学、一般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的体系 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德国。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 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正如在现代国家里假定每一个公民对于 他所要表决的一切问题都具有判断能力一样，正如在经济学中假定每 一个消费者对于他要买来供日用的所有商品都是真正的内行一样，— —现今在科学上据说也要作这样的假定。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 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 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伪科 学现在在德国到处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声 中。诗歌、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中有这种高超的胡说； 讲台和论坛上有这种高超的胡说；到处都有这种高超的胡说；这种高 超的胡说妄想出人头地并成为深刻思想，以别于其他民族的单纯平庸 的胡说；这种高超的胡说是德国智力工业最具特色和最大量的产品， 它们价廉质劣，完全和德国其他的制品一样，只可惜它们没有和这些 制品一起在费城陈列出来 235 。甚至德国的社会主义，特别是自从有 了杜林先生的范例以后，近来也十分热衷于高超的胡说，造就出以“科 学”自炫但对这种科学又“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 236 的各色人物。 这是一种幼稚病，它表明德国大学生开始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变，而且 是和这一转变分不开的，可是我们的工人因有非常健康的本性，一定 会哀眼这种幼稚病。 如果在那些我最多只能以涉猎者的资格发表看法的领域里我不 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那么这不是我的过错。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多 只是限于举出确切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去反驳我的论敌的错误的或歪 曲的论断。在法学上以及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