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婉约词风.docxVIP

— PAGE \* Arabic 1 — 论苏轼的婉约词风 论苏轼的婉约词风  【  人与死别十年的亡妻在梦中重逢的一幕，可谓缠绵悱侧，感人至深。然而歌咏真挚爱情的词作在东坡词中并非“孤篇横绝”，因为此外还有《减字木兰花·得书》、《蝶恋花·离别》、《南歌子》等姊妹篇。苏轼的这类爱情词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内容上取自个人与配偶的爱情生活，是从自身的感情经历和体验出发来加以抒写的。《江城子》专写与前妻王弗的死别之情，词人幽梦还乡，与生死睽隔十年的亡妻久别重逢，显然是极深挚的伉俪之情所凝成的一种超现实的愿望，词人的“幽梦”，是与他在多年宦游中“尘满面，鬓如霜”的境遇以及“无处话凄凉”的孤独感相表里的。上片记梦前，因现实中无法与妻相见，只得求诸梦幻。下片着重写梦中相见，词人终于在梦中回到故乡，与爱妻相见。待到下文写梦醒，便更添其悲！从梦境中又拉回到现实，梦醒后的悲哀，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哀。此恨绵绵无绝期，那年复一年令词人肝肠寸断的地方，就是凄凉月色笼罩下的山冈。读来让人既感情真意笃，又体会到词人的人生悲慨。其余三首是写与后妻王闰之之间的爱情“插曲”，亦情意切切。《减字木兰花·得书》作于熙宁七年正月，其时身为杭州通判的苏轼奉命到常州、润洲—带赈济饥民，这年正月一日过丹阳，此词即作于第二天。题目中所谓“书”，即指夫人王闰之从杭州寄来的家信。作品着重写出接信前后的情绪反应，表现了由家书唤起的深沉而执着的情爱。《蝶恋花·离别》作于同年三月，始于上年十一月的赈灾工作尚未告竣，词人仍行役在外，于是产生了佳节思念家人的深刻感情，写下了这首动人心魄的忆别之作。《南歌子》则作于元丰三年五月。此前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死里逃生，随后被贬黄州，二月来到贬所；夫人王闰之由苏辙护送，五月底来黄团聚。此番生离几近死别，前后达七个月之久。这才形成了这首浸透了生活的酸辛，以久别重逢为主旨的词作。苏轼爱情词的存在，对于东坡词“短于情”的谬说是致命的一击。这类词作显然已从内容上冲破了前人艳情词的俗套，而赋予了婉约词以新的风采。  三、情真意切，格调高雅。  对于词的性质，苏轼有着独特的认识，他在《祭张子野文》中说:“微词婉转，盖诗之裔。”“诗之裔”即诗之接续，基于苏轼对词的性质的看法，他要求词所反映的题材要扩大，跳出依红偎翠“艳科”，排除来自词的无益的感伤、低俗性，要求词像诗那样反映现实，状物抒情，做到“有为而作”。我们可以看到苏词最为显著的个性特征就是“真”，于平常吟咏之中兴寄个人主观情感，如此方能以情感人。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缘自于苏轼耿直的个性。刘拐说:“才有庸俊，气有刚柔。”人的才华有庸杰之分，气质有刚柔之别。这里的“气”当与“文以气为主”的“气”联系起来，也就是说，人的气质与其作品风格无疑是密切相关的。“文如其人”可按发展的观点演绎出“词如其人”的命题，则词品必如人品，就是在面对相同范畴的题材时，不同气质的词，必然表现出不同的处理方式，进而显示出迥然的气度。  苏轼的婉约词确有超越前人，开启后人之处。可以这样说，即使没有使他赢得巨大声名的豪放词，单就他的婉约词，苏轼也可能能高高地站在北宋词坛的高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