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价值意境.docVIP

建安文学价值意境 一、价值世界 价值，在马克思说来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也就是说价值的产生是同人们的需要相联系的，它普遍地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社会范畴。但从哲学的角度，所谓的价值以主体为尺度，关注的是世界对于人的意义、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以人的内在尺度或主体尺度为根据，体现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其根本特征在于“属人性”或“主体性”。这种“价值”既不是有形的、具体的存在所构成的实体，也不是客观对象对主体需要之间的满足与被满足之间的关系，而是人类所特有的绝对的超越指向。高清海也言道:“所谓价值不过就是人作为人所追求的那个目的物，而这个目的物也就是人的自身本质。人本身也就是价值本身，人的存在就是价值存在，人的价值就在于把自己创造为真正的人。”［2］马斯洛也指出:“人或人性的完满定义因而必须包括内在价值，作为人性的一部分。”［3］主体正是通过这样一次一次不断的价值创造，才造就了不断提升自己，日益走向自由与全面发展之境的可能。为此，本文的“价值”主要是指主体人生观的重要部分，即人生价值。同样，当主体的“价值”在导向自我认知及行为的时候，就形成了能使主体不断提升自己，日益走向自由与全面发展之境的“价值取向”。所谓“价值取向”也就导向着主体对自身的生存方式、生存发展及生存意义。因为人的客观社会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带有一定的方向性，虽说影响人活动方向的因素很多，但根本的还是活动主体的“价值取向”，是它形成人们关于自己生存意义的观念，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实践途径。并且主体也总是从自己出发，按自己的能力、方式、需要和尺度去理解客体、改造客体，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对客体、事物的理解和理论概括都不可能脱离主体性因素而孤立达到。 二、价值取向 作为高级的生命形式———人，内在精神层面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始终贯穿协调人实践认识活动中，不断地追求如何与客观世界融合，追问物质层面及社会层面同人的内心心灵世界的方向性、目的性相一致。从而这种“价值取向”成为主体之所以为主体在探寻世界意义时的根本追求，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超越性力量。“价值”根植于主体，督导主体如何变革世界、批判世界，追求对于现存世界的超越、否定，努力致力于建设理想的、应然的、合乎自我人的本性和目的的美好世界。那么汉末文人在面对经学的式微、政治昏暗的现实，饱尝忠而见疑、信而遭谤的痛苦，身经战乱饥荒、流落他乡、自然灾害的苦难，主体如何以“价值取向”最终实现、丰富、完善自身。人置于世界，汉末文人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中，如何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完善。首先表现出积极的用世精神，经过二次党锢之祸、功名无望的沉重打击，痛感“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开始意识到对现实的关怀已经威胁到了自己的性命，从而把价值由社会、国家、民族转向了自我、个人。在此转向过程中又展示出了他们复归人性、忧患人生、企图改变现实人生的情感意向，迸发出孜孜不倦的人生追求、自我实现、求得个体价值的实现。 三、建安文学:个性中的“大我”价值 建安文学虽说个人抒情成分很多，但较之之前有很大不同:首先，建安文人各自地位不同、遭遇相应也不一:曹操出身宦官家庭，家境富裕，二十岁举孝廉，踏入政界;曹丕、曹植均是曹操之子，后曹丕继承权位，曹植被放逐追杀;孔融是孔子二十世孙，本身也是东汉末年三大名士之一，在士族中享有极高声望;王粲出身士族官僚家庭，汉代三公、大将军之后;应瑒是著名的“汝南应氏”公子;刘祯出自于累世官宦之家;陈琳、阮瑀也是世家大族，还有蔡琰是汉末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等都处在汉末动乱中，出身不同、自然对生活、生命的感受，会带着不同个人的烙印。其二，在军阀割据、民不聊生汉末大背景下，建安诸子不仅亲眼目睹硝烟四起，白骨遍野的惨烈景象，而且亲自卷入其中，是身体力行的直接参与者，有的习武学兵、有的参加征战，又有随军出征，是经过血和火的洗礼，因而对国家、社会及自身的感情自然有别。其三，同样是离乱的社会，置身其中的建安诗人有着各自独特的生命感受:曹操《蒿里行》:”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铺写当时关东将士正兴兵讨伐董卓，由于袁绍兄弟等军阀各怀鬼胎，大搞分裂，从拥兵观望到自相残杀，一发不可收拾。开场就展开了一幅烽烟不息、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社会画面及百姓死亡悲惨的局面，诗人用“义士”和“群凶”爱憎分明的字眼来表明对时局的立场，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灵涂炭的局面来表明对万民生命的愤怒，用“念之断人肠”的时代悲剧来表明诗人的忧患意识。曹丕《黎阳作?其一》中“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