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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喜剧电影城市空间研究 摘要：在中国当代电影的谱系中，“底层喜剧电影”作为重要而特殊的子类型，塑造了多样化的底层形象。对于城市中的底层游民来说，其活动的空间在阶级层面上具有一定的特性，这在电影中主要再现为城乡之间的转换、现代化城市空间的“震惊体验”、底层特质的居住环境以及象征性的独特文化空间等几个方面。从手法上来说，纪实化的追求、数字特效的运用、类型片的糅合以及“戏谑化”的倾向等表现出新世纪底层喜剧在风格上的多元化特征。此外，当代底层喜剧存在一种从“游民”到“英雄”的转变。 关键词：喜剧电影；底层；城市空间；游民；戏谑 近些年来，针对当代“底层”群体的研究在我国学术界掀起了不小的热潮，其中在电影研究领域也涌现出一些重要的成果。对于文学或电影的“底层研究”而言，作品中的“底层”形象并不等同于客观现实中的人群，因此不能把文艺作品当作现实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应将其视为一种“再现”（presentation）。因此，比起单纯探讨文本中的“底层”形象，考察这些作品缘何与如何“再现”和“代表”这类人群更为关键，从中我们不仅能够洞悉社会发展的症候，而且可以明晰文艺创作及其产业（在政策、商业、文化等语境中）的现状。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对“城市游民”这类特殊底层群体的再现问题，笔者曾以《底层再现》一书予以细致探讨，不仅勾勒当代城市游民电影形象的大致谱系，而且分析不同类别的导演（在资本来源、制片方式、艺术风格、意识形态等方面）各具差异的“再现”方式，从中管窥我国社会现实与电影产业的双重发展症候①。在结论部分，笔者非常简要地触探了“底层喜剧”中的“戏谑式”电影，尤其指出这类作品在风格上对于当代底层形象谱系的“补充”意义。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当代“底层喜剧”这一电影类型在2010年前后可谓“荷露尖角”，然而发展至今已然蔚为大观：从《高兴》《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人在囧途》《泰囧》，到《鸡犬不宁》《我叫刘跃进》《落叶归根》《美丽新世界》《大耳朵有福》等，可以说“底层喜剧”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底层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对于这些“戏谑式”的喜剧电影，我们如何把握其艺术风格、政治立场和产业诉求，尤其是在“底层再现”方面的艺术特征和文化政治意义？本文在《底层再现》结论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空间研究的角度切入，讨论以农民工群体为对象的“底层喜剧”在城市与乡村、边缘与中心、草根与精英等几重空间结构方面的表现，不仅探究电影中的空间如何再现阶层关系与结构，而且思考“戏谑”风格在喜剧表达上的特征与困境。 一重塑空间：城市与乡村的转换 列斐伏尔（HenriLefebvre）强调，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物质关系，社会化的空间日益被分成碎片，成为“权力的活动中心与相互对抗的场所”；空间的生产是“社会阶级和利益集团通过控制土地和建筑物等空间的主要特征来塑造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和组织的过程”②。按照这一基本的理论观点，城市中的空间再现了阶层和权力关系，社会运动与发展也反过来不断重塑空间。对于城市中的底层游民来说，其活动的空间在阶级层面上具有一定的特性，这在电影作品中经由影像和声音得以再现。对于“底层喜剧”作品来说，这些空间大致具有以下特征：首先是城乡之间的转换和游移。农民工题材的底层喜剧大都安排主人公们乘坐破旧的长途汽车来到城市，这一情节设置不仅交代了人物的身份特征并完成了空间转换，而且能够叙述故事的起源或背景。例如《高兴》中两位主人公刘高兴和五富从“清风镇”前往西安时扛着大小包先穿越山中隧道（取景地为河南郭亮村），然后坐上一辆长途汽车，在车上讨论来到西安的“梦想”，由是展开后面的故事；镜头跟随无人机模型飞到客车上空，于是观众看到农民工们的大小包裹都被密密麻麻地绑在车顶。《美丽新世界》中的“小镇青年”张宝根，片头乘坐长途客车来到魔都，下车后拿着一张报纸四处询问别人，其目的（或故事的缘起）则通过画外音——一段名曰《美丽新世界》的评弹唱出来；宝根对于上海这座“聚宝盆”的渴望与憧憬，都通过评弹歌词一览无遗。而在《鸡犬不宁》的片头，连绵起伏的山峦之内，一辆长途客车穿梭于从乡间到城市的公路上，随着广播里“大梁正在向现代化迈进”的宣传语，急刹的客车差点撞上一辆驴车，却被后面的摩托车追尾，由此引出“大梁城”内底层剧团和游民的故事。此外，《落叶归根》《人在囧途》等影片更是将长途客车的故事贯穿于整部作品，从而以一种类似于“公路片”的方式表现了底层生活（尤其是底层旅行）的艰辛与无奈。作为城乡之间的连接，长途客车这一空间在影片中成为情节展开与人物塑造的戏台，一方面彰显了底层的属性，另一方面也成为游民的隐喻。其次是现代化都市空间的“震惊体验”。在这些作品中，来到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往往迷失于钢筋水泥的丛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