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的“质变” 突发事件演化中变换阶段的意见领袖推演分析.docVIP

舆情的“质变” 突发事件演化中变换阶段的意见领袖推演分析 / 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计算传播学研究委员会与微热点大数据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第二届传播数据挖掘竞赛已圆满落幕，15支战队尽显风采。以下为“突发事件发展推演模型”选题优秀作品《舆情的“质变”突发事件演化中变换阶段的意见领袖推演分析》，由来自厦门大学的“咬文嚼数队”精彩呈现。 01 引言 1.1 突发事件舆情演变的阶段模型 关于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的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划分，包括三阶段、四阶段以及多阶段等演变模型。典型的三阶段模型为“发生、变化、结束” (王来华,2005;陈月生,2005)，还有“产生、传播、聚合”(徐敬宏 等,2010)。 这些三阶段模型较为简洁、抽象，但创新性和解释力不足，于是四阶段模型应运而生。 有学者提出“涨落、序变、冲突和衰变”的四阶段划分模型(刘毅,2007)，还有“起始、持续高涨、波动变化、淡化或消落”(姜胜洪,2010)。以上四阶段模型解决了部分三阶段模型的问题，但仍在逻辑性、接续性、描绘准确度等方面存在不足。 另外还有学者提供了内涵更多环节的多阶段模型，“潜伏期、萌动期、加速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五阶段模型(谢科范 等,2010)重点反映由网络舆情引起的突发事件变化，因此在反映网络舆情演变方面不具有较好解释力。 上述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阶段演变模型在理论依据、逻辑理路、价值性、抽象性和纯粹性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方付建,2011)。为了提供良好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模型，本文依据生命周期的分解策略、在兼顾网络舆情演变时间、空间特点基础上，依据粒子思维构建了突发事件网络舆情演变的四阶段粒子模型。 该模型的特征对比如下表所示： 1.2 舆情阶段划分依据：转换阶段的质变特征 如今的网络舆情发展迅速，变换复杂，且突发事件经常出现多次的舆情反转，导致事件的真相模糊，引起网民的骂战。舆情变换期则定义为扩散阶段后出现的一系列明显转折、大角度转变，该阶段正对应了舆情的反转阶段。通过对舆情变化阶段的预判与控制，才能更好地将突发事件舆论往可控的方向引导。 图1.1舆情阶段划分流程图 1.3 舆情演变中的意见领袖的界定与测量指标 “意见领袖”这一概念最早由拉扎斯菲尔德在《人民的选择》中提出，指那些在人际传播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或意见，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并据此提出了“两级传播”理论，即“观点经常从广播和印刷媒体流向意见领袖，然后再从她们流向不太活跃的人群。”(Lazarsfeld,1948) 随后，大量研究证明“意见领袖”在创新扩散、市场营销、流行时尚、公共事件、舆情控制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Katz et al,1955;Rogers,1983;Bond et al,2012)。 特别是在网络舆情领域，由于网络信息过载、真假难辨，网民情绪极化且易变，舆情环境复杂且不确定性强，大量普通网民往往无所适从。而那些具有专业权威、特殊信息渠道、影响力和关注度等的“意见领袖”作为重要的信息源与传递者，能够及时匡正虛假信息，引导舆情趋于简单化、明朗化、集中化，从而成为网络舆情演变特别是舆情反转的重要推手(宋海龙 等,2010;陈福集 等,2015;金真婷,2019)。 由于网络舆情演变具有明显的周期特征，不同舆情阶段内大众的关注点、情感状态和舆情演化规律并不相同。相应地，不同舆情阶段内“意见领袖”的构成、特征和对舆情发展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因此，许多学者往往分阶段地识别并探究“意见领袖”对舆情演化的影响(姜珊珊等,2010;王国华 等,2011;王平 等,2012;晏敬东 等,2017;吴江 等,2019)。 但总的来说，关注“意见领袖”对舆情演变的作用，同时考虑到突发事件舆情演变的阶段性特征的研究，多集中在舆情发展前期，对于舆情演变中关键的“质变”阶段的已有研究很少。 随着传播工具和研究方法的改进，学者们在如何识别“意见领袖”的问题上不断尝试新的途径。传统的“意见领袖”识别主要借助问卷调查、自我报告法、关键人物访谈法等。(Rogers et al,1962)社交网络的兴起在对信息传播的行为和逻辑产生颠覆性改变的同时也为学者们提供了大量可供研究的数据，社会网络分析、PageRank算法、主题分析、情感分析等大数据分析方法成为社交媒体“意见领袖”识别的新方式。 综合来看，目前学界对Twitter、微博等社交媒体上的“意见领袖”的识别指标主要是包括四个方面： 个人属性，如粉丝数、关注数、认证类型、用户等级、注册时长以及用户的社会属性等； 行为特征，如原创微博数、评论数、微博被转发数、微博被评论数、微博被赞数等； 网络特征，如核心—边缘位置、结构洞位置、中心度、特征向量等； 文本特征，如微博与热点主题的语义相似度、微博内容的情感倾向、微博的主题多样性、原微博与转发的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