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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写作姿态和审美特性 一、打工作家的底层写作与底层生存自2005年曹征路的《那儿》发表，“底层写作”被正式命名以来，底层作为描述的对象，由谁来表达，谁来言说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这实际上就是关乎底层文学与打工文学谁才是真正的底层写作的问题。从作家身份来看，底层文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或已成名的作家来创作的，如曹征路、刘庆邦、王祥夫、陈应松、胡学文等，他们或是大学教授，或是作协系统的作家；而打工文学的作家本身就是打工者，如王十月、戴斌、张伟明、叶耳等。虽然两者都是怀着人道主义关怀精神描述底层生活的艰辛和无奈，关注底层的生存状态，但由于底层文学的作家并不是底层出身，是站在一个高于底层的位置来观察底层的，因此，不少人对底层文学能否真正言说底层表示怀疑。在部分评论家看来，知识分子并不能真正表述底层，他们甚至会扭曲底层生活，而只有打工文学这种由身居底层的打工者描写自身生活、自己为自己说话的文学应该才是真正的底层写作，是真正从底层发出的声音。因此，可以肯定，打工文学属于底层写作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而且是出自底层之手。排除初期因纪实性强文学性低而受人诟病的打工文本，而不以任何有色眼光来看现今的打工文本，我们同样会被作家娴熟的叙事技巧和跌宕起伏的情节所吸引，谁也不会否认《天堂凹》、《无碑》、《献血》的文学性。如果以王十月的以让人想一口气读完才是好小说的标准来看，那么他们做到了。 打工作家的这种底层写作正是他们的底层生存造就的。与专业作家相比，打工作家身份有其特殊性，其本身就是一个打工者，在底层中生活。张伟明、王十月、安子、林坚等打工作家都是从打工道路上走过来的。如林坚从1982年来深圳打工前前后后有将近十年，做过工人、服务员、机关干事等；安子、王十月、戴斌等亦是如此，写作是他们打工之余的一种爱好和奢侈。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他们的优势，这种优势即使是专业作家潜入打工者中生活几个月搜集素材也无法与之比拟的，缺乏在场感使专业作家无法触及打工者们灵魂的深处，对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和真实心态不可能有真正的理解，无法与他们感同身受。而打工作家对最基层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体验，对打工仔、打工妹生存的困境及内心深处的情感诉求是最为熟悉的，他们是真正融入社会底层之中，把底层切切实实内化为自己生命体验的作家，因此他们写作中的诉求直接来源于他们自身最真实的体验。 打工作家由于其生活的在场感使其写作与生活胶着在一起，这种写作状态被称为“在生存中写作”或“底层生存写作”。他们的写作直接取材于自身或周边打工者的境遇。以张伟明、安子、林坚为代表的第一代打工作家及王十月、戴斌等第二代打工作家所创作的作品来看，他们的笔触所指，均为从乡下进城寻找工作的农村青年、流水线上的打工妹等挣扎在底层的人物。郭建勋在他的《天堂凹》后记中所说：“上了我这趟列车的都是我非常熟悉的人，德宝、小四川、福林、雪梅、春妹、李元庆，等等，他们要么是我的乡党亲戚，要么是我的工友同事，要么是我的采访对象，要么我曾从别人的嘴里听过他们的故事。”正因为如此，打工作家才能得以近乎白描、近乎摄影的方式去展示这群生活在最底层人的粗粝、鄙俗的生活原态，能切身得体会他们那种用自己的青春和血汗所打造的这座现代化城市对自己的刻薄和遭到排斥的心情。如果没有这种生活在第一线的经历，只能是隔靴搔痒。如从重庆来深打工的打工诗人程鹏，他很多诗歌素材直接取材于自身境遇，如他的《冲凉歌》，寒冬腊月里，冰冷的水浇灌在饱受身心苦痛的身上，从头凉到脚，但诗人却唱着歌，如果没有这种体验是无法写出如此真实的诗歌；《民工程鹏的工资单》中微薄的收入所承载了太多的生活压力，正是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当然底层生存也会让打工作家在写作上出现瓶颈，那就是文本流于工厂生活场景的描述，沉溺于自我苦难的控诉，这只会让打工文学停滞不前，成为主流作家眼中的“不入流”作品。可喜的是打工作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后来的文本中逐渐地其书写内容从生存层面扩展到人性层面，在城乡之间的游走所带来的漂泊无定、孤独与被拒感、彷徨与无奈感开始取代单一的求生存、求活路的书写，它表明打工文学正在不断向上提升，在精神层面完善自己。如果说早期的打工文学很大程度上是以自我抚慰的方式来舔舐身处底层的痛楚的话，那么，内容扩展后的打工文学则是站在了更高一层的台阶上，带着对人性、人情的思考深入解析当下打工一族的精神世界。在这一方面，它与专业作家的所谓“底层写作”是相通的。 这种文学创作方式必然会使他们的作品具有了专业作家不可能有的底层深度，而他们的先觉悟并对同类命运进行审视和反思又使其作品具有底层的高度。 二、打工作家的身份困境身份困境从某种程度上是指包括身份在内的文化认同危机。张宁认为，文化认同的产生在于在异质文化的交往中产生自身危机感,原来自身文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