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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媒介的角色和责任初探 传承与再造:传统文化的媒介化 传统文化的保护、再造和新生，离不开现代传媒的动员和传播。由于现代传媒强大的建构作用，现代社会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媒介化了。应该讲，传统文化的媒介化既是当下社会传统文化热潮的投射，又反过来推动这一热潮。透视传统文化媒介化成因，可以感知媒介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独特作用。当前我国传统文化的媒介化有以下助推因素:第一，全球化过程中本土文化遭遇异域文化强势冲击而产生的本能自卫反应。在全球化过程中，现代传媒作为资讯载体和文化展示窗口，对异域文化和远方生活方式的呈现，既推动了全球文化的融合和趋同，也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本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冲击。一部分社会成员在解释社会图景、建构自我身份的过程中，会本能地向传统文化寻求支持。面对“他者”，社会成员需要对“我是谁”进行再确认。第二，随着城市化和社会转型的推进，部分社会成员转向传统文化寻求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城市化和社会转型使部分社会成员从传统社会结构抽离而失去庇护，但又无法嵌入新的现代社会结构而安顿身心，不得已又去而复顾寻求传统庇护。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需要现代传媒做出适当的回应。第三，政府出于功利目的的大力推动。政府的功利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发掘传统文化进行产业开发，从而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召唤，化解异域文化及其价值观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压力。国家作为现代传媒的资产所有者和议程规制者，倾向于要求传媒机构配合政府议程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建构。第四，市场主体利用传统文化谋求商业利益。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的不断跃升，社会成员的文化消费需求日益强劲，敏锐的商家则顺应这一需求，大打传统文化牌。此外，现代传媒本身作为市场主体，受众和广告商也驱使其加强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关注与介入。对现代传媒在传统文化媒介化中的作用，我们应以多元视角看待:一方面，现代传媒的广泛动员和传播增进了社会成员对传统文化及个人身份的感知与体认，比如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一种仪式化叙事，既形塑着国人对春节这一传统节日的认知和体验，同时也传递着一种古老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媒体对多元价值观念的传播，异域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亦进入人们的参照视野，传统文化所表征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相对化了，其对社会成员的穿透力和规制作用受到削弱。国人性观念的日益开放以及婚前性行为的不断增加可为显在例证。此外，商家为谋求商业利益，伙同现代媒体歪曲传统文化乃至炮制“伪传统”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汤普森将传统礼仪在社会中的运作分为四个层面:诠释层面、规范层面、认受层面和身份认同层面［2］(P70)。对应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更明确地讲，现代传媒在诠释层面和身份认同层面对传统文化起到了传承作用，但在规范层面和认受层面则对传统文化有所削弱。仔细追究，传统文化的媒介化，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乖离，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文化再生产和再创造。我们不妨仍以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为例略作分析:首先，推动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向现代“中国情人节”转型的深层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心理的深刻变迁。其次，现代传媒对西方情人节文化的传播和呈现，则起到了很好的文化示范效应，“他者”文化的参照激活了现代人内心的情感表达欲望和对自我文化身份的再确认。再次，现代传媒对传统七夕节的传播和呈现，爱情主题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凸显，七夕的其他传统文化意涵无形中弱化。最后，市场经济大潮下节日经济的繁荣所带来的商业利益，也推动了现代传媒与其他市场主体在传播和再造传统七夕上的合谋。至此我们可以发现，以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的变迁为深层背景，现代传媒深度介入并推动了传统七夕节文化意涵的转变。换句话说，在传统文化的媒介化过程中，现代传媒通过自身强大的符号表述力对传统文化的再建构，为传统文化赋予了现代生命力和全新的内涵。 生产、消费与新媒体:当代文化的媒介化 (一)新文化符号生产的媒介化现代传媒不仅是传统文化的“改造车间”，也是当代文化符号的主要生产者和传播者，是现代社会符号经济的主要载体和枢纽。换句话说，现代传媒既是符号生产的文化工厂，又是符号传播的流通码头。以“时尚传媒集团”为例，该集团有意识地将其总部“时尚大厦”内外空间做成“文化产品”，既巧妙实现由僵硬实体空间到柔性文化符号的置换，同时也树立了自身的时尚地标和文化地标。“时尚传媒集团”旗下拥有10多种生活潮流杂志，包括与国际著名杂志合作的中国内地版《时尚》(Cosmopolitan)、《时尚先生》(Es-quire)、《时尚芭莎》(Bazaar)、《时尚旅游》(NationalGeographicTraveler)、《华夏地理》(NationalGeograph-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