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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原初态课程教改 一、古代文学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其产生的各个时代，始终具有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本来就是活性地存在于各自的朝代的。相当部分的文学体裁和作品原本是活性地存在于生活中、舞台上的，与现实生活舞台，以及歌、舞、戏剧等艺术舞台表演密不可分，很多体裁本身就存在于生活舞台中，强烈地体现着它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中国古代文学诗性系统的文体始终与音乐、舞蹈、日常运用等密不可分，体现着可操作的实践性、实用性的原初态特质。诗、乐、舞三位一体，本来也是世界各民族早期广泛存在的文艺现象。《诗经》的三大类作品《风》《雅》《颂》既是作品的产生地域、作者群体和内容题材、使用功能的分类，也是音乐体裁、风格、使用功能的分类，其中的国风和大部分小雅来源于民间，大多数是用于歌唱、演奏，或者作为舞蹈的配曲。大雅作为朝堂之乐，也多与音乐、舞蹈、政治功能有关；三颂作为庙堂之音，更是离不开音乐，离不开宗庙祭祀的实用功能，而以活性特点实时传播于世间，就像今天的流行歌曲，而且各有其实用价值。《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１］而《墨子?公孟第四十八》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２］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３］而楚辞起源于民间，与楚地流行民谣息息相关。也有其实践性的活性特点和实用功能。《离骚》《九章》还带有音乐的痕迹。而《九歌》根据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鼓，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王逸：《楚辞章句》）［４］孔子教育儿子孔鲤的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对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论语?季氏》）以及孔子说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又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５］这些足见《诗经》的实践性、应用性的特质。先秦政治、外交场合流行的“赋诗”言志的习惯，还有《雅》《颂》在朝堂和庙堂的实用特点，以及统治者采集或者创作《风》《雅》《颂》，以探查民情民意，都说明《诗经》可操作性的实践性、实用性。可见楚辞和诗经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特点是一致的。这是中国古典诗性文体的两大源头，此后的中国诗体文学始终与乐舞关系密切，始终具有实践性、应用性的特质。汉乐府与南北朝乐府，以及魏晋诗人的拟乐府，干脆在体裁的名称上就标明与音乐的关系。既然离不开音乐，那就要歌唱，所以曹操的《观沧海》和《龟虽寿》诗都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从《汉书?艺文志》对乐府采集目的的记载“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６］可知实践性、应用性、可操作性的特质。 唐诗相当部分是可以唱和作为舞蹈的伴奏音乐的。“旗亭赌胜”（也叫“旗亭画壁”）［７］故事中，梨园弟子歌唱王之涣、王昌龄、高适的诗作，就是唐诗与艺术结合的实践性和实用性的最好例证。而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作为唱本习惯叫《阳关曲》或《渭城曲》，或者《阳关三叠》，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流行金曲。词在唐代产生于民间时，就是用于歌唱的，当然也可以用于伴舞、演奏。“曲子词”的名称明确地标识着它的原初态的音乐性特质。词是伴随着隋唐以来燕乐的流行而产生的，没有燕乐也就没有词。词的创作，叫做“填词”，或者“倚声填词”，就是依据各词牌所固有的乐曲去填写唱词。所以，词家也叫“倚声家”。直至发展到宋词，仍然多是用于演唱、演奏、伴舞的。所以，姜夔身列中国古代十大音乐家和大词家的双重身份，也就不奇怪了。而他和其他词家不同的是，他能够“自度曲”，即作曲。可见词的音乐性、实践性和实用性极强。往后的元散曲、明清民歌等等，原本就是可以用于歌唱、演奏的。唐代的“俗讲”和“变文”本是用于宣传佛经教义的，又说又唱，音乐性和实用性、实践性极强。传统戏曲剧目大都是古代文学作品，中国古代没有话剧，都是类似于西方歌剧的戏曲，都是必须演唱着表演的，音乐的成分比重很大。可见古代戏曲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极强。中国古典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被看做生活的实录，哪怕是志怪小说，像《搜神记》的作者干宝在序里都说，要以他记录的所谓事实，来“发明神道之不诬”：“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