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推动社会治理及当代价值.docVIP

文化自信推动社会治理及当代价值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路径，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娴熟地运用了各种政治、经济等刚性措施，实现对边区社会治理的有效策动，还充分利用了文化的教化、熏陶、涵养功能，强化文化建设，培养边区民众文化自信，探索出了一条由文化自信到行为自觉的社会治理模式。延安时期党在文化领域对社会治理路径、方法的有效探索，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是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特点和亮点，也为和平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目前学界对于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如何建立服务型政府治理模式的层面，即以政府的服务与调节为核心的治理模式。这种研究强调了政治、经济等硬性手段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突出了社会治理的政府主体性，忽视了作为治理对象的人的主体性，进而也忽视了文化所具有的推动治理对象自觉接近主体目的的功能。部分研究认为新时代提升文化自信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文化治理密切相关，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强化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1]。延安时期的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所形成的文化合力是构建文化创造力以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2]，同时文化治理融合文化自信思想进一步提升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3]。在理论实践的探索中文化自信可以解决文化与治理脱节的问题，更进一步地丰富社会治理的内容[4]。延安时期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重点从创建基层组织与改善落后社会风气两方面入手[5]，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文化手段推进社会治理[6]，潜移默化地改善了延安时期社会整体风貌，实现了社会治理的更深层次目标。十九大报告把坚定文化自信与创新社会治理作为两大部分集中阐释，其深层的逻辑是，坚定文化自信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本源及推动力。如何构建长效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能仅停留在政策的构建与执行方面，要更深层次地追求社会治理能力的本质来源。正确理解文化自信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当前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需要，也是学界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通过探究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与文化自信的关系，明确开展社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运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坚持文化自信之路的理论实践，如“人民本位理论”“内源发展理论”等，提出创新当前社会治理模式以补齐当前治理短板，促进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融合，使文化自信始终贯穿于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中。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社会治理的原因 （一）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现实针对性。1.延安时期社会治理的历史背景。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开展边区建设之前，陕甘宁边区尚未形成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政治生态环境。一方面，日本侵华势力范围正在我国逐步扩大，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进一步加深了我国的民族危机，边区民众对于国土相继沦陷而国民政府毫无作为的事实感到失望与焦虑；另一方面，当地土匪、驻军、地主相互勾结，肆意地剥削民众、榨取民脂民膏，农民没有土地但却要支付高额的地租、苛捐杂税、高利贷等，大量的普通民众负债累累甚至因此死亡，当地人民极度缺乏安全感，这就急需中国共产党这一不同以往的全新的革命力量掌握边区政权，为边区建设提供新的道路，开创全新的局面。社会文化方面，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前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极度落后，基础教育的覆盖面极其狭小，全边区的中小学仅有120处[7]。文盲占总人口的98%[8]327，当地识字的民众屈指可数，知识分子几乎为零。弥漫在当地的封建迷信思想、封建礼教严重地阻碍了民众身心健康的发展及文化知识的传播。由于民众大多目不识丁且在愚昧的封建思想的迫害下麻木不仁、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地方教育的水平始终无法提高，守旧的民众往往并不愿意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对于民主政治的参与也产生了一定的抗拒。落后的教育水平与封建思想的长期存续两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新文化发展迟缓的问题始终无法从根源得到改善。同时，当地存在着相当一部分不务正业、不参与生产活动、败坏社会风气的“二流子”，这部分群体相互勾结，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与农村的秩序。这些问题一方面严重危害着民众的生产生活，使得当地群众的生活极其困苦，另一方面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经济环境方面，中国共产党开展边区建设之前经济发展动力已接近枯竭，边区经济凋敝、封建地主经济的剥削、人口稀少及恶劣的自然环境等问题使得社会生产力低下、生产技术落后。地主阶级垄断了土地与大多的生产工具，农民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耕种，同时还要缴纳高额的租金及各种苛捐杂税。负担过重的普通民众丝毫没有改善生产条件的能力，大多生产工具源于租用；同时依靠剥削农民获取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