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危机与转变.docVIP

文学性危机与转变 雅各布森提出“文学性”命题，旨在廓清文学本质，对文学研究的对象作出明晰界定。就文学性的问题意识来说，探索文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厘定文学的本质特征，具有鲜明的本质主义色彩，属于现代范式的逻辑思维方式。就文学性的解决方案而言，俄国形式主义从文本内部的物质构成切入，法国结构主义致力于构建完整可转换的语法关系，将各类要素统一于和谐整体。两者对文学性的挖掘，在立场上皆暗含对理论纯粹性的诉求，在策略上均将文本作为封闭实体，聚焦文本的内在结构，受到了后现代的猛烈冲击。1968年，法国的子夜出版社合集出版《泰凯尔:总体性理论》，宣称:“一直被称为‘文学’的东西属于一个已经过时的时代，它已经为新生的书写科学让路。”［1］(P212)何谓新生的书写科学?如何挽救文学性?法国文论家巴特(RolandBarthes)与苏俄塔尔图符号学派代表人物洛特曼(JuriM．Lotman)基于传统文学理论范式困境，从文本多因互动格局入手，以对话产生意义为核心要旨，围绕“作者”挖掘出文本的开放性和生产性，对等级森严、缺乏活力的文学本质观展开批判与重建，促使文本从静态结构转变为跨学科的书写实践，推动了文学性的内涵变迁。 一、巴特的文本观 在《从作品到文本》中，巴特将作品视为牛顿式封闭系统，而文本则是爱因斯坦式开放体系。前者是 二、洛特曼的文本观 洛特曼指出，文本是读者与作者之间发生的一场永恒战斗。他将视线放在“作者—读者”交叉地带，强调文本的交际功能，重视信息两端发送方与接受方，即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往行为。通过揭示文本、读者、作者、世界，几方力量互补妥协、彼此制衡的关系，扩展文学性的内涵和外延。其一，保留作者选择权洛特曼并未全然抹杀作者。文本中主角有意背离规范，引起不可避免的、或然的“分散”。洛特曼认为:“分散自身的数量是作家艺术方法的标志之一。”［8］(P353)从民间故事或中世纪文本，延伸至荒诞派戏剧中不可预言性。主角的行为不可预料，洛特曼将之归为作者的精心摆布。“作者有意识地力求使他们(人物)明确起来，在他们身上体现一种与五彩缤纷的生活的对立。”［8］(P360)洛特曼归纳了作者的几大权限:在可供选择的切分部分作出取舍;在可供选择的组织之间作出挑选;在语言中的相同因素之间作出选择;在不同艺术语言之间作出权衡［8］(P415)。他以普希金为例，指出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语义效果。其二，引入读者维度洛特曼将文本设定为意义发生器，意义的具体生成依赖读者。读者参与意义的创造，是文本内的功能性要素。他指出:“语言和信息的情报价值，是随着读者的代码结构、需要和期待而不断变化的。”［8］(P27)此类文本属于无中心控制、非有机整体向着差异游戏无限开放的文本。不仅强调读者的能动性对规则的反叛改造，而且强调规则的制约作用，避免阅读上的极端倾向。洛特曼在《文本的类型学课题》中指出文本功能的改变，赋予文本新的语义，他说:“文本是在一定的功能—形态范畴中被创造者领会的，是在另一些范畴中被感知者领会的。”［9］(P11)洛特曼还强调:“必须使‘艺术’和‘非艺术’文本的区分进入感知者的意识之中，但它进入创作者的意识之中却不是必须的。”［9］(P13)换言之，洛特曼引入读者，以期缓解文学性危机。他将读者参与文本的行为，形容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生物体。信息的每一连续部分都能随着反复阅读而被吸收。正是读者的介入，方能保存文本持续不断的信息流。他说:“文本为读者的意识所接受;每一种新的意识代码都会给我们带来文本中新的语义层。”［8］(P98)洛特曼指出，读者对待文本有三种方式:作者—读者文本的形态分类一致;读者将文本纳入自己的系统，不关心作者系统中的功能质;读者不掌握作者的分类系统;在反馈系统中，开始掌握作者系统［9］(P11－12)。他专门绘制图表，描绘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关系。他指出，正是作者与读者之间衍生无数关系，产生无穷意义。其三，“读者—文本—作者”呈对话关系洛特曼指出，读者、作者、文本、世界多个维度同时存在，推举互文性的复调结构。他引入视角主义，推动单一主体向复数主体的转变。如同克里斯蒂娃在《如何谈论文学》中指出，不是狭义的“我”在阅读，而是人们在阅读［7］(P374)。视角问题将一种动态因素引入文本:每一个视角都追求真实性，并且在与相反的视角的斗争中力图表明自己的正确。但是假如它在斗争中消灭了对手，它就破坏了它自身的艺术影响。比如，当浪漫主义消亡时，对它的攻击就不再作为艺术视角而存在了。［8］(P389)视角主义带来的效果是各种力量的斗争。谁占有真理?读者还是作者?洛特曼强调文本的多语性复调特征。如《当代英雄》中，不同视角转移，展现出真理的不同面向，如毕巧林的性格由作者的眼光、马克西姆的眼光、毕巧林自己的眼光以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