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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至唐郊祀制度沿革与郊祀歌辞研究 作者：张树国 　　摘要：郊祀祭天是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的中心，帝王通过“绝地天通”，获得 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国家的独占权，以之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和终极来源。汉 唐郊祀礼仪经过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汉武帝定郊祀之礼，具有方术和游仙色彩； 汉末王莽确定了儒家祭祀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告代祭天”成为改朝换 代的标志；隋唐时期大型礼书的编纂标志着郊祀制度的最终完善。郊祀仪式中的 巫祭乐舞、游仙乐舞、民间俗乐、胡部新声丰富了郊祀乐歌的表现力和艺术性， 郊祀乐章与诗篇是祈祷、祝颂等宗教情感的表现，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娱乐性。 　　关键词：国家祭祀；郊祀制度；郊祀歌辞 　　 　　中国古代的郊庙祭仪是国家祭祀体系的中心，经历了从远古到清代的漫长演 变过程。“郊”简言之即南郊祀天，北郊祭地，“五郊”祀五帝，另外还有日月、 山川、风雨雷电诸祭仪。“庙”即古代皇帝祭祀列祖列宗的宗庙。“帝”在郊天祭 仪中指天帝，在宗庙祭仪中则指部落始祖。“帝”在甲骨文中或做束薪形，辞例 有四百余版，为“燔柴祭天”之禋祀；或做花蒂形，古音与帝相近之字多有“根 基”、“原始”等义，古帝如黄帝、炎帝、帝喾、帝挚等很可能是从始祖之意而称 为“帝”的。当然，单从字形上来判断上帝的神格是困难的。西周时代，对上帝 的称谓很多，如《大雅·云汉》吴天上帝，《月令》皇天上帝，《尚书·吕刑》、 《师询簋》皇帝，《大雅·文王》上帝，《周颂·思文》、《大丰簋》天，《大 雅·文王》、《井侯簋》帝，《召诰》、《大克鼎》皇天，《周颂·吴天有成命》昊天 等。对上帝、祖先的祭祀专名为“禘祭”，内容复杂，但大要不出祀天、祭祖两 类。前者为“外祀”，实际上即殷周时代的郊社之礼；后者为“内祭”，为宗庙之 礼。郊社之祀主要为“禋祀”，即升烟祭天，加牲体与玉帛于柴上焚烧，因烟气 上达以致其精诚。《尚书·虞书》：“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 群神。”《周颂·维清》：“肇禋”，郑笺：“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也。”《洛 诰》：“明禋”，《周礼·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在祭祀仪式中，周 代保存的远古大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漤》、《大武》 都得到了应用。 　　殷周祭祀制度对汉唐郊庙仪式具有很大影响。汉唐祭祀礼仪活动具有极强的 保守性，对“天神” (即上帝)、“地示”(即后土)及“人鬼” (即“先妣”、“先 祖”)的祭祀是汉唐国家祭祀的主要内容，并且逐步定型为南郊祀天、北郊祭地、 宗庙享人祖的仪式活动。郊祀仪式中，皇帝自称“天子”，通过“绝地天通”，祭 祀天神与祖先，获得沟通神圣世界的独占权和神圣权威，作为王权合法性的基础 和终极来源。 　　 　　一、武帝定郊祀之礼与《郊祀歌》 　　 　　西汉时代的郊祀活动以武帝时代为中心，可分为前武帝时代、武帝时代以及 1 后武帝时代。武帝时代的郊祀活动非常频繁，大致经历了雍 (今陕西风翔)郊五畴 ——甘泉 (陕西淳化)汾阴——泰山明堂三个阶段。后武帝时代，雍郊五畴及甘泉 汾阴之祀时断时续，经成帝时匡衡、平帝元始年间王莽建言废除，郊祀地点移至 长安南北郊，郊祀制度因此最终定型。 　　据《汉书·郊祀志》记载，当周平王东迁 (前771)之时，秦始立为诸侯。秦 襄公时，立“西畴”(颜师古注云：“名其祭处日畴”)祭祀“白帝”即少吴之神。 后来秦宣公于渭南作“密畴”祭青帝，之后250年，秦灵公于吴阳作“上畴”祭 黄帝，作“下畴”祭炎帝，“炎帝”即“赤帝”。秦始皇确立了“皇帝”的称号， 为了宣示“皇帝”的正统性，巡狩天下，召集方士、儒生，举行封禅告天仪式。 汉高祖人关，在秦时白、青、黄、赤四帝基础上加上“黑帝”之祠，称为“雍郊 五畴”。高祖时代的祭祀仪式还不能称为国家宗教，具有很强的民间巫术色彩， 当时的“祠祀官”大都为巫官担任，如“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之类，“晋 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巫社、巫祠之类；“秦巫”祠杜主、巫保之类，荆 巫祠堂下、司命之类，九天巫祠九天，河巫祠河于临晋等等，以上“皆以岁时祠 宫中”。天、地、五帝、东君(即日神)之类都是后来国家祭祀体系的重要对象。 汉文帝即位，曾“幸雍郊见五畴”。武帝时虽有“郊雍”之举，但其祭祀的重心 放在甘泉汾阴、泰山明堂之上。《郊祀志》记载：“ (太初二年)有司言雍五畴无 牢孰具，芬芳不备。”据此可知，“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