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自序] 海峡两岸丰县史为伦.pdfVIP

《[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自序]海峡两岸丰县史为伦》 摘要：这不是一本两岸文学创作史，也不是两岸文学论争史或思潮史，而是一部两岸文学的关系史，篇幅有限，《海峡两岸 文学关系史》要在三十万字的篇幅中把近六十年的两岸文学关系内容都写进去，谈何容易，写这么多以“史”命名的书，不 是以创作丰富自乐，而是为了更好地证明“当代事，不成‘史’”(施蛰存：《当代事，不成“史”》，《文汇报》1985年 12月2日)说法的荒谬 《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古远清著，即将出版。 “为什么会是这种‘关系史’的 书?”原希望我写一本把大陆、港台文论打通的《中华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或在文论、诗论 基础上写一部《台湾文学史》的朋友，均发出这种疑问。 这事有一点曲折，也有一点侥 幸。我原计划把已出版的海峡两岸和香港的文论史重新整合为一部，然而被半路杀出的《台湾 当代新诗史》、《香港当代新诗史》的写作计划所打断。后来我又想，不如写一部有新意的书， 便申报了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大概是此课题系尝试用整 合的方法将两岸文学融合到一起，而不是像众多当代文学史那样，把台湾文学当作附庸或尾巴 然后拼接上去，就这样被评委看中了，侥幸被批准了。立项后，我无得意之感，却发现这个课 题完成起来有点棘手：台湾文学是中华文化一部分，但有与大陆文学割裂和相异的一面。如何 处理好两岸文学交流与政治的关系，有相当的难度。我略作思考后，作出这样的定位： 这不是一本两岸文学创作史，也不是两岸文学论争史或思潮史，而是一部两岸文学的关系史。 它不是两岸文学发生的重大事件或运动的汇编，或两岸文学关系的简单相加，而是以台湾文坛 为主，把主要目光放在对岸，即作者明显站在大陆立场、用大陆视角写作。如余光中，我在书 中用三节处理，是因为余氏是影响大陆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而张爱玲写了四节，是因为张氏 是影响台湾最大的大陆作家，以致其作品被选人“台湾文学经典”。这部书鲜明的主体性还表 现在它以年鉴的方式，引领读者从宏观视野分析两岸从军事对抗到和平共处时期，台湾政局与 两岸文学关系曾发生过的风云大事和文学论争，其中每章每节均可独立成篇，但这是分为四个 时期合成的整体。 对笔者来说，《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的写作有小小的希冀：在为 岸文学史写作提供原始材料以补充、完善现有当代文学史不足的同时，还企图用这部著作，引 起当代文学史写作是否应加入关系史的思考。 拙著是从文学关系史切入的另类历史叙事， 是一种非传统型的文学史，正像刘禾《持灯的使者》那样属“一种散漫的、重视细节的、质感 较强的、放弃树立经典企图的”(霍俊明：《港台新诗史写作问题探论》，北京大学中国新诗 研究所编《新世纪中国新诗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10月)文学史。写作的着力点 不在为作家作品定位，不以作家作品分析评价为主，不以建构典律为目标，而是抱着回顾与解 读的态度，审视两岸文学关系从对立到亲和、从反叛到回归的发展过程，用“大叙事”与小细 . 节相结合的笔调描述，不追求体系的严谨和完整性。在这本书里，无论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还是《谁先偷跑谁就赢》，均将主流文学史遮蔽的某些史实或以为只需要“大而全”而不需要 “零件”的材料展示出来，使两岸文学史真正成为一部多视野、多角度的多元共生的文学史。 “两岸文学关系史”可以说既丰饶又贫瘠，既单纯又复杂。“丰饶”是指两岸文学关系史所要 面对的是两地文学的对抗与隔绝、开启与曲折、互动与冲突、封锁与突围。“贫瘠”是指无论 在两蒋时代，还是民进党执政时期，作为同根同种同文的两岸文学，由于政治的干预，均没有 产生大师级的作家和经典性的文本。说其“单纯”，是指两岸文学关系在任何时期都受政治制 度的制约，交流必须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复杂”是说两岸认同的“一中各表”，有 各种不同的诠释，具体到“台湾文学”的界说上，则有五花八门的表述。即使是本土派作家， 表述起来也有“浅绿”、“深绿”、“浓绿”之分。“深绿”作家坚持用所谓“台语”取代中 文写作，认为只有用母语写的作品才是纯正的“台湾文学”。对这一点，不说“泛蓝”作家， 许多“绿营”作家也提出质疑或抵制。 篇幅有限，《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要在三十万 字的篇幅中把近六十年的两岸文学关系内容都写进去，谈何容易。为解决这一难题，也为了使 读者有较明晰的认识，本书在分期上受《海峡两岸关系概论》(余克礼主编，武汉出版社， 1998年)启发，将两岸文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