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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学习——怎样临习《爨宝子碑》 书法学习——怎样临习 《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 全称 《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宝子碑》 ，东晋义熙元年 （405 年）立，清乾隆四十三年（ 1778 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县南杨 旗田， 今存曲靖县一中校园内。 碑高 5 尺 4 寸，宽 1 尺 8 寸。 碑额书“晋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之墓” 15 字；正文 13 行，满行 30 字，共 336 字，字径约 1 寸；下列题名 13 行， 行 4 字。碑额、正文、题名均为正书，前后风格一致，体在 楷、隶之间。 正文末行 “立”字下刻有清咸丰二年 （1852 年） 曲靖知府邓尔恒隶书跋六行。跋云： “考晋安帝元兴元年壬 寅改元大亨，次年仍称元兴二年，乙巳改义熙。碑称‘大亨 四年’，殆不知大亨年号未行，故仍遵用之耳。 ”邓说不虚， “大亨四年”实为义熙元年。旧拓本无邓跋。 《爨宝子 碑》的出土地云南，在东晋属“南中”之地，所居少数民族 被称为“西南夷” 。与中原和江南相比，此地经济文化相对 落后，是当年的僻邑荒郡。宝子一族即为当地土著，且为大 姓。其祖辈有史可稽者可追溯到爨习，他是诸葛亮南征时所 降服的南中俊杰之一，事蜀后，官至领军。其后相继有爨肃 仕于曹魏，爨云仕于北魏，宝子则仕东晋，且官至“建宁太 守”，可见，爨氏虽为蛮族，但由于与汉政权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从蜀汉之际始，便接受汉文化的薰染。而且，宝子所 辖之地在汉代曾一度成为中国西南边陲的国际交通要道，是 中外交通东西往来的必经之地。与内地频繁的交往，中土的 文化必然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南中，其中包括文字与书法。因 此，俨然汉制的《爨宝子碑》出现在南中，初看令人匪夷所 思，颇生诧异，但从其历史地理背景加以考察，却在情理之 中。 魏晋是书法史上新旧书风的转换期，主要是隶书向楷书 和行书转换。这里只谈隶楷之变。在“变”的强风吹刮下， 新旧书体的点画和形态均呈现出新的面貌：一方面，旧体的 隶书旧得不地道常有楷书的写法；另一方面，新体的楷书新 得不完善，时见隶书的影子。因此，新旧杂糅，楷隶相参， 是这一时期时代书风的显著特点。只不过因年代的先后和实 用目的及书者书艺的不同，具体到作品中，楷隶之间的比重 有异而己。有的以隶为体，参以楷法，隶多于楷；有的以楷 为体，留有隶意，楷多于隶；有的则楷隶参半，实难定其为 楷书或者隶书， 《爨宝子碑》便是典型。只因康有为在《广 艺舟双楫》 中称此碑为隶书， 以后的著述皆沿用此说。 其实， 我以为这未必很恰当。但既已约定俗成，也只好如此了。 那么， 《爨宝子碑》为何会出现这种非楷非隶，亦楷亦 隶，楷隶参半的面貌呢？裘锡圭先生在 《文字学概论》 中说， 该碑作者“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字体显得很不自然” ， 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们知道，在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手写体墨书和刻铸铭 文是相对独立，自成系统的，同时又相互影响，彼此制约。 从时间上看，手写体墨书总要比刻铸铭文转化得早一些。春 秋战国时，篆书向隶书的演变是这样，魏晋之际隶书向楷书 的演变同样如此。之所以有这种差异，主要是不同的实用目 的造成的。手写体墨书多用于日用文书、簿籍之类，因求简 便，在赴速急就的书写过程中， 用笔往往草化， 并使用俗笔， 从而解散旧体，产生新法。开始是少数人，后来使用的人渐 多，并加以规范定型，便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