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干部中民主几点.docxVIP

扩大干部中民主几点 第一,民主既是现代政党政治的核心价值,又是存在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种举措,具有历史的传承性。 就这个意义来说,民主并不是舶来品,并没有那么神秘和高不可攀。 中国官僚队伍形成以来,尽管没有建立民主制度,但民主作为一种工具要素是一直渗透其间的。从“乡闾清议”到“察举制”,从“九品中正制”到“考成法”,从“保举制”到“科举制”,等等,在每种官员选用制度中,民主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比如,两汉时期的“乡闾清议”,就是由乡村民众中的“贤良方正”对官吏的政绩进行民主评议,对国家政策进行民主讨论,《盐铁论》中就详细记载了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代表者所进行的民主公开的政策辩论。明朝改革家张居正为考核评价官吏而创造了“考成法”,即:一个命令要同时抄三份,下令的、执行的、监察的各执一份;考察考核官员时,要用三份材料相互印证来进行评价。这种办法裁汰了大批冗员,选拔出不少能力强的改革派官员。200 多年以后,这种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立的民主思想才在西方政治体制中得以体现。又如,在中国古代,“官”与“吏”是分离的,所谓“领持大概者,官也。办集一切者,吏也”。官员是流动的,属领导、决策的政务官;吏员是书吏、胥吏、书办,为具体办事的事务官,不能被无故辞退且常常“世袭罔替”。保举制度可以使一个士兵因为军功一级级升到二品总兵衔、提督衔,却还是一个士兵,而他的上司可能只是一个四五品的文官,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的职级职务分离制度了。众所周知,英国文官制度中的“两马分途”就来源于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唐代牛李党争以后,中国政坛上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清流、浊流两股政治势力,形成了事实上的相互监督、相互制衡,这与现代西方政治中的党派竞争有着许多一致性。 中国地域广、人口多、历史久,且始终以一个国家的形式生存发展着,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落后自清朝后半段起,时间还不到 300 年。因此,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必然蕴藏着极其深刻而丰富的思想,仅民主的举措在官员选用制度上每朝每代都有所根植和延续。所以,今天我们要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既要洋为中用,吸取和借鉴西方民主的科学内核,也要古为今用,挖掘、研究和复兴中国历史上的民主思想和模式。因为,越是对传统文化的精髓有深刻的认识,越是对西方民主有真切的了解,就越能正确对待干部工作民主,树立起民主的自信,逐步探索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部工作民主制度体系。第二,民主既是干部工作的政治理想,又是干部制度变迁的重要推手,具有现实渐进性。 民主是干部工作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已不成为问题。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如何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如何完善干部工作的民主制度。有人将干部工作民主过分理想化,对民主制度抱有过高的收益预期,以为只要“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就能解决干部工作中的所有问题。事实上,民主在干部工作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历程,只有以法律、制度和规定加以具体化,它才能落地生根,才能切实保障干部和群众的权利。因而,民主的历史痕迹十分明显,不同历史时期的干部工作民主有不同的涵义,也有不同的制度变迁和政策演进。比如,建党初期边区干部工作中的“三三制”、“投豆选”、“燃香选”;建国后的选举任命制度、民主集中制;改革开放后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票决制等等。国外民主发展的历史表明,干部工作民主不可能一蹴而就。比如,英国 1688 年就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制,但 240 年后妇女才有选举权;直到 1970 年,美国黑人才在法律上获得了普选权;瑞士实现普选权是在妇女最终获得公民权的 1971 年,而此时西方民主制度已经经历了两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一期间,民主、自由、平等和正义一直是社会和民众普遍的政治诉求。可见,扩大干部工作民主不是无条件的,扩大民主的时机和速度、选择民主的方式和制度,都是有条件的,盲目冒进只会酝酿和收获政治的苦果。2007 年 5 月,湖南娄底市中院以贪污受贿、妨碍司法公正等罪行终审判决原省、市人大代表颜跃明有期徒刑 13 年(此前,颜非法串联人大代表,操纵市长、副市长、检察长的选举任命;多次滥用人大代表权力,大肆谋取私利)。颜跃明案让我们对干部工作民主的渐进性多了一份反思样本,使我们能够在推进干部工作民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在我看来,推进干部工作民主就好比是骑自行车,只能在动态中求得平衡和发展。一方面,不能停顿下来,停下来失去了平衡,自行车就必然倾倒在地。另一方面,不能倒退,在自行车来说是技术上不许可,在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来说是广大干部群众不会答应。推动改革的“自行车”不断前进的唯一动力,就是扩大民主。只有扩大干部工作民主,用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新制度取代旧制度,才能在干部人事制度变革中实现选贤任能。只有解放思想,牢牢把握正确方向,逐步建立一套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