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徽｜道家思想与魏晋风度.pdfVIP

陈徽｜道家思想与魏晋风度 道家思想与魏晋风度摘自 《中国古典建筑思想四论》 （复 旦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第三章陈徽（同济人文学院教授， 古典书院教师）欲明士人园林何以发轫于魏晋之世，则需明 彼时的士风习气，即魏晋风度。魏晋风度展现了魏晋士人迥 异于往世的生存态度和精神趣味，其起兴既不脱于当时的社 会政治现实，亦深切于时人对于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的 新解读。因此，论及道家思想与士人园林的关系，则不能不 明道家思想与魏晋风度的关系，以及魏晋风度之于古典园林 发展的影响。魏晋风度是对魏晋士人言行风范与精神气质的 集中概括， 主要表现为言语上的清谈和行为上的旷达。 首先， 关于清谈。魏晋士人好言本末、有无、性命等抽象玄理，因 其所论脱俗而玄远，语言亦清虚玄妙，此种言论遂被称为清 谈。对于这种清谈之风， 陈寅恪曰： 魏晋清谈可分前后两期。 魏末晋初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此时期的清谈为当时政治上的 实际问题， 与其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 换言之， 此时期的清谈，是士大夫籍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 的东西。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至东晋只为口中或纸上 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 饰品。 [1] 其实，前期的清谈已经表现出后期“只为口中或纸 上的玄言” 的特征， 并成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了。 比如王衍， 《晋书·王衍传》说他：妙善玄言，唯谈《老》 、《庄》为事。 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 “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 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 诞，遂成风俗焉。清谈主要是为了解决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 的关系问题，其表面上的谈玄说理蕴含着深层的伦理政治诉 求：尊名教（儒）抑或是任自然（道） ，展现了两种不同的 政治态度与生存取向。当时的清谈主要分为三派，在思想进 路上也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以魏末的王弼、 何晏为代表， 首发“正始玄风” ，开启了魏晋清谈的序幕；二是以“竹林 七贤”为代表，除了清谈，更以“旷达之行”而闻名；三是 以向秀、郭象的《庄子注》为代表，以安于其分的逍遥之说 弥合名教、自然之裂。根据它们对于名教的态度不同，汤用 彤又合三派为两派：一曰温和派，一曰激烈派。温和派以王 弼、何晏为代表，他们“虽不怎样特别看重‘名教’ ，但也 并不公开主张废弃‘礼法’ ”；激烈派“则彻底反对‘名教’ ， 思想比较显得浪漫的色彩……其立言行事像阮籍、嵇康等人 为好例” [2] 。至于向、郭， “他们的思想，实是上承王（弼） 何（晏）等人‘温和派’的态度，不过理论的体系上王、何 ‘贵无’，向、郭‘崇有’ ，形上学的根据方面有些两样罢 了。……从根本上去调和孔老（或儒道）两家的冲突，即是 进行取消‘自然’和 ‘名教’的对立” [3] 。竹林七贤图其次， 关于旷达。现实中，魏晋士人也追求一种率真不羁、遗形放 诞之行，以协其玄虚之理与清虚之言，此即为旷达。旷达反 映了魏晋士人追求自由、伸张个性的生命态度。同时，与清 谈可以博得名士美名一样，旷达也是名士之行的主要象征。 士子各行其旷达，一时风靡。其中，自然也掺杂了假名士或 附庸风雅者的虚伪之行。以旷达而显名于后世者，最著名的 当属“竹林七贤”了。然“竹林七贤”非为事实，乃系后人 附会。陈寅恪指出： “竹林七贤”是先有“七贤”而后有“竹 林”。“七贤”所取为《论语》 “作者七人”的事数，意义与 东汉末“三君” 、“八俊”等名称相同，即为标榜之义。西晋 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