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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制史的治世功能可谓多矣 中国法制史的治世功能可谓多矣 ——我读书治史的体会 张晋藩 北京日报 2013-08-05 第二十版 1950 年春我在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习， 1952 年 7 月研究生毕业以后， 分配我从事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即今天的中国法制史的教 学与研究工作。从此，便心无旁骛地与中国法制史结下了不 解之缘。弹指一挥间，在法史深处探寻六十余年过去了。在 这六十年间，法制史学也和整个法制一样经历了曲折迂回、 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获得了繁荣 昌盛的契机。下面谈谈我读书治史的一点体会。 追求历史的真实，恢复法制史的本来面目 法制史是一部专门史，主要以法制从古到今的发展为研究 内容。研究法制史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求实求真，这可以说 是历史科学的属性。孔夫子讲过许多无征不信、阙以存疑的 话。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 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又说：“夏礼吾能 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 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司马迁著《史记》不仅对史料进 行考辨，有些还进行实地考察。如司马迁听淮阴人说韩信之 母葬于高敞地，亲临考察，视其母冢，曰“良”。这种信而有 征追求历史的真实性的史学传统，对后世极有影响。清代史 学家章学诚说：“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李大钊也 说：“凡学都所以求真，而历史为尤然”。古希腊史学家波里 比阿对真实与史学的关系说得非常形象：“‘真实’之于历史， 犹如双目之于人身，如果挖去某人的双眼，这个人就终身残 废了； 同样，如果从历史中挖去了‘真实’，所剩下来的岂不是 无稽之谈？”凡是信而有征的历史称为“信史”，真实地叙述历 史的本来面貌称为“直笔”，这些都对我的法制史研究有着极 其重要的影响。不仅如此，日本侵略者公开篡改中国历史的 行径，促使我从反面加深了对追求历史真实性的认识。 我小的时候在东北生活，那时正处于伪满洲国统治时期， 我们读的书本里面充斥着被日本人篡改的历史。说什么满洲 国人是“天照大神”的后代， “满洲自古就不属于中华”等等，他 们要借此消弭现实中存在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清代有一位 著名的思想家龚自珍就曾经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 “灭人之 国，必先去其史。”可见真实的历史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再看当今日本右翼势力为什么热衷于篡改历史，篡改教科书， 美化侵略，其用心不言自明。 当然需要区分由于不了解历史的真实而有所误解和恶意 篡改历史的界限。譬如，中国古代法制史中有没有民法便是 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外国学者武断地说中国古代只有刑法 没有民法，其影响很大。今天国内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 重公权，忽略民事立法。需要指出的是，在专制制度的统治 下，确实是重公权轻私权， 重视国家利益， 漠视个人的权益， 但这是相对的，如果只重公权而无视私权，不可能维持四千 多年没有中断的中国历史。为了保护私权益，中国古代也进 行了民事立法，中国古代确实没有一部民法典，也没有近代 市民社会的民法，但是中国古代也有自己的固有的民法。晚 清修律时，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等在《奏呈编辑民律前三编 草案告成折》中说： “吾国民法，虽古无专书……贞观准开皇 之旧，凡户婚、钱债、田土等事，摭取入律，宋以后因之， 至今未替， 此为中国固有民法之明证”。 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刑 法没有民法，不仅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真实，而且是对中 国古代所形成的完整法律体系的否定，也是对中华法制文明 的价值与中华法系地位的贬低。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中国古代法律的内容精彩纷 呈，应发挥法制史的“治世”功能 法制史学作为一门学问，绝对不是所谓的钻故纸堆，而是 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发挥历史的功能问题。关于史学 的治世功能，古人论者多矣，孔子修春秋，意在整饬礼崩乐 坏的世道。司马迁写《史记》 ，也不是为史而史，他志在“述 往事，思来者”，把过去和未来贯通起来。 刘知己更把历史看 成“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可见，他们何等重视史学的 “资政”、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