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教育立法与教育体制创新研究.docxVIP

地方教育立法与教育体制创新研究 地方教育立法与教育体制创新研 回顾 60 年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我们会发现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就是教育体制不断改革创新的进程。中国教育的继续发展离不开教育体制的改革，囿于现有政治体制，中国教育体制改革之路依然艰难。但是可以从地方入手，以地方教育立法为主进行教育体制的创新改革。 一、地方教育体制创新的合法性和可能性 根据法治国的要求，地方创新必须建构在法制基础上，符合法律保留与法律尤位原则，否则将构成违宪。90 年代初期学术界曾有过关于良性违宪的大争论[1]，笔者不赞成良性违宪的提法，改革应该在法制框架内进行。只要构成违宪不管良性还是恶性都丧失了法律依据，但如果符合宪法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在我国现行体制下可以称之为宪法的变通[2]，地方政府可以进行相应的实验。我国宪法与地方组织法赋予了地方进行创新的权力。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内，地方对本区域内的教育体制创新存在很大空间。另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事业，在国务院领导下，实行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规定要。进一步加大省级政府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依法落实发展义务教育的财政责任。近年来国务院权力不断下放，分税制后地方政府还拥有了一定的财政权，地方可以在本区域内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发展模式。 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制度变迁的模式有政府主导型变迁与诱致性变迁。计划经济时代，制度变迁以政府主导型为主，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变迁出现政府主导型与诱致性变迁相结合的模式。通过制度性活动，根据各自本文由论文联盟 http://www.LWlM.COm 收集整理的效用或利益函数寻求更有利的契约安排，否定、扬弃或改变旧的制度，这样的投入—产出过程，称之为制度变迁[3]。政府是教育服务的供给者，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按照经济人理性假设，政府总是希望以最少的投入，提供给民众更多、更好的教育服务，总是希望将自己的经济成本与道德成本降至最低。制度需求者必然是新制度的受益者，地方政府具有制度创新的强大动力。大幅放权是过去 30 年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原因。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央向地方放权，跳动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了地方的活力，从而释放出了空前的社会生产力[4]。现今很多成熟的制度都源于地方的制度创新，如 1978 年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村集体土地改革试验，80 年代广东集体土地产权改革试验。地方在改革 开放 30 年中积累了丰富的制度创新的经验。地方政府作为本地区教育的主要管理者，有能力进行制度创新。 二、教育资源的成本分摊机制创新 当前中国教育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教育公平问题，教育公平可以表现为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教育机会不公平当前主要表现为义务教育阶段城乡教育机会不公平，高等教育地域区别造成机会不公平。农民工子女要享受城里优质教育资源就得花上数万元的择校费，其费用远超大学费用。教育行业曾被舆论评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另一方面却是义务教育经费不足，个人教育成本过大，因教返贫家庭增多。究其原因在于教育资源的成本分摊机制不合理，解决教育不公平的根本对策在于进行成本分摊机制创新，建立市场化的教育成本分摊机制。 教育领域引入市场化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市场化有利于实施教育成本核算，提高教育资金的使用效益。近年来高校引入市场化的改革如火如荼，有效刺激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但也存在一刀切、过分市场化等问题。地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创新教育市场竞争机制。第一、收取学费遵循市场规律。应当按照教育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依据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确定不同的教育成本。教育成本一般包括教学成本、研究支出、学生生活支出、放弃的收益。[5]由于地方与学校差异，各项教育成本支出也会出现比较大的差异，地方人大与政府应该根据本地区实况结合市场规律制定动态的收费标准。第二、继续推动后勤社会化改革，提高学校资产的利用效率。行政主导下的教育资产经营并不是按市场规律进行，造成教育资源浪费，无形中增加了个人教育成本负担。通过后勤社会化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激活教育固定资产，提高教育资源使用效率，从而减少个人教育成本。第三、开辟新的经费来源。从国际经验看，社会捐赠与个人捐占据了学校总经费来源很大比例，美国达到 10%，日本公立学校达到 15%，私立学校甚至高达 50%。[6]国家应该营造良好的社会与个人捐赠氛围与机制，扩大社会捐赠规模。地方完全可以发挥地方优势开辟新的经费渠道。如鼓励企业捐助，给予捐助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优惠。鼓励个人捐助，建立专户存储制度，以确保专款专用。鉴于现行状况下民众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对捐赠活动的不热情，地方完全可以改变捐赠模式。由现有的捐赠面向教育机构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