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工程《中国古代文学史》下册第七编明朝文学--全套PPT课件.pp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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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编 明 代 文 学绪 论 本章内容第一节 明代的政治环境与文坛格局的异动第二节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雅俗文化的消长第三节 明代文人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第四节 明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与作家群体第一节 明代的政治环境与文坛格局的异动一、明前期的极端皇权与台阁体、山林诗的相继兴盛皇权对士大夫阶层的压制在明初达到了罕见的程度。废除历时一千馀年的丞相制度和历时七百多年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制度是制度设计上的大事,它表明一点,只有皇权才是政治主体,士阶层不过是服务于皇权的政治工具而已。有两类文学作品在明代前期相继兴盛:一类是直接服务于皇权的台阁体,一类是有意疏远皇权的山林诗。二、明中叶政治生态与李梦阳的“国士”风采、诗学谱系宣德以后,阁权日重。在朝纲不振、“奸臣”和权阉时常作祟的明代中后期,士大夫阶层对权臣或阉党的抗争也就是对皇权的抗争,所显示的是一种匡救时俗的壮怀。李梦阳在建立诗学谱系时,上溯杜甫,亦意在确立以表达人文关怀为宗旨的诗风,是因为他忧国伤时,敢于直面社会问题。这显然是针对茶陵派而来的。三、明代后期的(dang zheng)与文学创作如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之争、嘉靖年间严嵩集团与反严嵩集团之争、万历以降的东林党与阉党之争,都从整体上对文坛格局产生了影响。明代中叶以后的不少作品,甚至就是当时党争的产物或直接写当代党争的。这些作品站在正义和公理一方,指斥强权,鞭挞邪恶,表现出是非分明的政治态度。第二节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雅俗文化的消长一、商业活动的缓慢增长与俗文学的滥觞明代初年,朱元璋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业活动严加控制,目的是改变城市市民的奢靡生活方式。对戏曲演出也严加管理,凡与教化无关的戏曲演出均在禁止之列。天顺、成化年间,两京和江浙地区出现了城市经济初步繁荣的局面,广州、武汉、芜湖等城市也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市民数量迅速增长。小说、戏曲的创作、刊印、演出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增加。二、儒商的大量产生与俗文学的迅猛发展儒家学者或深受儒学熏陶的文化人对商人或商业做正面评价,这是产生于明代中叶的一个重要事实。商人和商业备受推崇,市场经济的异常活跃是一个原因,但另一原因也许更为重要,即大批读书人进入了商人行列,“弃儒入贾”不再是个别事例,商人的整体素质明显提高。儒商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与日俱增,一个新的文化生产和消费群体在明中叶以后迅速形成。从正德年间(1506—1521)开始,俗文学进入迅猛发展的阶段三、雅文学与俗文学的交融以及小说、戏曲批评的繁荣正德、嘉靖年间,诗文作家阅读和欣赏俗文学作品成为一种风气。时调小曲兴起于明宣德、正统年间,嘉靖以后流传渐广,至明代末叶,更风行南北,取代了元代流传下来的散曲的地位。诗文之外,传奇小说受话本小说濡染甚深。明代的小说批评和戏曲批评随着小说、戏曲的大量刊行和演出日趋繁荣,李贽(1527—1602)、袁宏道、汤显祖、金圣叹(1608—1661)等著名文人先后参与其中。第三节 明代文人的科举背景与流派意识一、后七子的科举背景与流派主张的形成明代科举以八股文取士,未中进士之前,士子必须专注于八股文的揣摩、练习。一旦功名到手,便可放下八股文,或从事诗文写作,或从事学术研究。同年、同僚之间由于年辈、经历相似,尤易产生共鸣、认同,一旦趣味相投,便有可能结成社团,继而发展成文学流派。后七子多为新晋进士,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且皆有志于文学,先后中试、同部任职的经历恰好促成了相互间的结识与交往。他们相互唱和、商讨,形成了古文宗秦汉、古诗宗汉魏、律诗宗盛唐的总体文学趋向。二、郎署与台阁:后七子与严嵩之间的“风雅权”之争嘉靖七子迈入仕途时,正值严嵩大权独揽。这群年轻气盛的新任郎署官员无法接受严嵩试图主导文坛的企图和阴险毒辣的政治作风。所谓“风雅权”,实际上就是对当时文坛的统领权。以严嵩为首的台阁要员和以后七子为主的郎署官员,都自以为有权操持文坛权柄。后七子兴起以后,进一步确立了“文章贵贱之权操之在下”的格局。三、“朱毂”与布衣:后七子内部的盟主之争关于谢榛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人交恶,被从后七子中除名的原因,历来议论很多。作为一个以郎署官员为主体的文学团体,他们无法容忍谢榛这样一位山人成为盟主,在他们看来,这有碍于社团的声誉和长远发展正视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评价后七子的复古事业,也有助于我们深入考察其流派意识与科举背景的关系。。第四节 明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与作家群体一、以台阁重臣为主导的明前期文学明代前期(洪武至天顺年间)的文学,总体上处于衰颓不振的状态,其主体是点缀升平或教化世人的作品。这是专制政体、科举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状况综合发挥作用的结果。就散文而言,明初占主导地位的是倡导“明道之文”“立教之文”和“辅成化俗之文”的金华学派。在文言小说领域,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的《剪灯馀话》两部小说集一度广为流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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