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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采购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选购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广西政府选购为例我国政府选购工作从1996年开头试点，到2003年政府选购法正式施行，经过八年的快速进展，政府选购工作已步入法制化的轨道。尤其是内地沿海地区的政府选购有了质的飞跃，改革成效显著。但是，遥远少数民族地区多为经济欠兴旺地区，缺乏资金，财政靠国家补助度日，年初预算只能保吃饭、维持低程度运转、保证平衡的法定预算，政府选购预算往往是在年度中依据财力状况适时调整支配，在部门预算中政府选购预算只能是“预算外的预算〞，这样挺直导致当地政府选购出现较多问题。一、少数民族地区政府选购存在的问题1、财政经济情况不甚抱负。以广西为例，2001—2004年，广西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6.8%，增幅低于同期全国财政收入年均增幅1个百分点，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由2001年的2%降到了2004年的1.5%，2004年广西人均财政收入为824元，占全国人均财政收入的40.6%，而2001年这一比例却为50%。2004年广西的一般预算支出507.47亿元，只有广东省的27.4%，人均财政支出1045元，占全国人均财政支出41.8%。债务负担沉重，截至2004年5月底，广西政府债务455亿元。据统计测算，2004—2008年平均每年要归还债务39亿元。经济进展缓慢，基层财政收入增长不快，局部县财政收支冲突突出，2002年，广西县级人均一般预算收入为254元，只有全国县级人均程度的72% 。2、政府选购范围窄。政府选购名目根据选购工程大致可分为货物、工程和效劳三大类，但大局部遥远少数民族地区仅对办公设备地购置、房屋、车辆修理以及局部基建工程实行政府选购，较大的支出工程尚未纳入选购范围，且涉及面窄，一些占很大比重的支出如支农资金、国债资金的政府选购根本上是盲点，政府选购的社会效应难以全面实现。3、政府选购规模小。受资金限制，政府选购规模缺乏，选购活动分散，难以产生规模效应，不能发挥政府选购的宏观调控作用。广西政府选购制度试点发起于1998年。1999年选购预算1.94亿元，实际选购1.65亿元，2006年分别增加到75亿元， 62.2亿元，但实际选购占财政支出比重仅为8.65%，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1.3%，局部地市规模更小，占财政支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更低。而政府选购的政策功能作用是通过政府选购这个大市场需求来拉动的，广西政府选购规模偏小，导致其对政策功能的发挥的拉动作用及乘数效应降低。4、选购人员缺乏专业培训，专业学问匮乏，专业化不强。尤其是专家库的分类和专家数量少，层次较低，不能满足选购需要。2006年广西的综合科技进步程度指数为31.19%，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排名第26位，比全国平均程度低15.92个百分点，比第一位的上海市低43.45个百分点。企业科技创新力量缺乏，2005 年广西新产品产值率为5.81%，比全国平均程度低12.66个百分点，在全国排名23位，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2005年技术市场的成交额仅为9.4亿元，占全国成交额的0.6%，仅占北京的1.9%。创新人才总量缺乏，高层次创新人才匮乏，制约了广西经济进展。2003年，广西每万人拥有科技活动人员9人，仅为全国平均程度的37%。5、供给商可供选择余地小。一是遥远少数民族地区区域范围大，一个州〔地〕与一个县相距少者几十公里多者几百公里，实行政府选购程式化、标准化，供给商市场准入制和资格审核制有实际困难；二是遥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特需商品的选择，有其特别性，且供给商可选择余地小；三是地处偏远地区，政府选购可选择的供给商、网点和商品品牌少，加之需求量小，政府选购很难形成规模，从而造成政府选购整体效果不明显。在施行政府选购过程中，局部选购工程〔如技术含量较高的选购工程〕找不到适宜的供给商或是本地根本就无商家经营这些工程，无法择优选购。6、法律法规框架不够完善。政府选购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财政部门是政府选购的监视管理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选购活动的监视管理职责。政府选购法同时规定，集中选购机构为选购代理机构，它的职能是依据选购人的托付，以代理人的身份办理政府选购事务，并以非营利事业法人资格的身份对其选购活动担当风险和责任。但从遥远少数民族地区的选购体制看，政府选购办公室是与政府选购中心一同设在财政局，选购办履行选购监视和管理职责。选购中心那么作为选购代理机构，虽为事业编制，但没有独立法人资格，多作为财政局的一个职能科室〔股〕设置和管理。受编制限制，相当于县财政局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在实际工作中，虽然选购办与选购中心在职能上表现为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权责利相对独立。但两者同属财政局领导，“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发动〞，必定导致选购办对选购中心监管的弱化，也不利于选购中心依法独立行使职责和担当风险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