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VS范仲淹 新政在这里拐了个弯.docxVIP

韩琦VS范仲淹 新政在这里拐了个弯 韩琦VS范仲淹colon;新政在这里拐了个弯 范仲淹和韩琦两人都是北宋庆历新政的革新派领袖。庆历三年（1043年），35岁的韩琦与54岁的范仲淹同日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因西夏前线军务繁重，二人怕同时离开发生意外，希望一人在朝中，一人在前线。韩琦主动向仁宗请求外放。仁宗思考再三，任命韩琦为陕西宣抚使，范仲淹则留在京城，之后出任参知政事，主持新政大业。 　　九月，新政开始轰轰烈烈地推行。不久，朝廷接到陕西四路军主帅郑戬的奏报，申请在水洛地区修筑城寨。范仲淹同意。申报仁宗，仁宗同意。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修建水洛城这件事，竟然会成为革新派分裂的开始。 　　新城地位 　　水洛处于宋军西线重镇渭州（今甘肃平凉）和秦州（今甘肃天水）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其南是宋朝疆土，其北则是西夏国境。西夏军队要想攻取秦州，进而打凤翔（今陕西）、宝鸡和长安的主意，就必须取道水洛。 　　在宋夏交战的几年间，水洛地区在当地羌族魁首的带领下，收揽宋夏两国流民，聚集了数万户人家。寨内商贾工匠齐全，更有数万兵士护卫，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数年来，水洛一直在宋夏之间徘徊，既向宋朝纳贡，也对西夏低头。两国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也把水洛当成双方的一个缓冲地带。可以说，谁占据水洛，谁就拥有了秦州攻防战的主动权。 　　早在庆历二年，范仲淹就上表，请求修筑水洛城：修筑水洛城，西夏军队就不敢贸然进犯；即便西夏军攻取水洛城，秦州兵马也可以驰援；西夏军若直取秦州，水洛城则可以截断其归路。并且，水洛城一旦修成，就打通了秦州和渭州的交通要道。此前宋军大西线的大败也就可以避免。 　　何况，秦州城内驻军不过两万七千人，正规军更不到万人，兵力寡弱；水洛地区则有数万百姓，番汉各族向来与西夏皇帝李元昊不和，有心归附宋朝。若派兵修筑水洛城，只要在其中驻守少量宋军，当地百姓会自觉帮助守城。一旦征兵，三五万番兵可以招之即来。这对于缓解秦州乃至整个西线的军事压力，都有极大的意义。 　　不过，庆历二年时，西线战事屡败，宋军无力攻取，只能采取守势。时任秦州知州的韩琦也上表反对，范仲淹的提案就被搁置了起来。 　　庆历三年，郑戬出任西线四路大军主帅不久，就收到一个好消息：其手下将领刘沪已秘密说服水洛地区的羌族魁首，当地魁首要求归附宋朝。郑戬大喜，一方面向朝廷报喜――外族来投，足证朝廷皇恩浩荡，泽及四夷；另一方面派出刘沪前往收编水洛部队。 　　刘沪在边境少数民族中威望很高。这次，他只带1000士兵前往受降。快到城下的时候，城内部落首领之间却发生了分歧。一些人以为，宋朝边将软弱，军队战斗力低下，西夏在战场上占据主动；而宋朝国力强大，对水洛城十数万人的归附就不会有足够的重视，归附西夏更能获得实惠。双方彼此争吵，以至于刀兵相见，最终，原先亲附宋朝的魁首命令水洛城所有部队快速集结，在城外将刘沪部队包围。半夜时分，数万步骑拿着火把冲到宋营，把刘沪的军队包围得水泄不通。夜色深沉，番兵不知道刘沪带了多少部队，不敢贸然进攻，只好等待天亮。 　　刘沪遭逢大变，镇定自若。下令全军迅速布防。敌军人数虽然数十倍于宋军，但刘沪带来的1000宋军都是征战多年的精锐士卒，尽管前后数百里都没有援兵，也不惧怕。天亮前，宋军开始吃饭。他们不但在敌军环视的情况下吃饭，而且吃得慢、吃得欢。番兵看到宋军毫无惧色，疑心宋军有大部队在后。一直等到中午，番兵焦躁不堪，首领只得下令进攻。数万人冲上前去，刘沪沉着应战，步兵、弓弩手前后配合，1000军马就把数万番兵杀得哭爹喊娘。水洛的几大首领也被擒获。 　　城中的几位首领之前看好西夏，就是觉得宋军无能，可与刘沪一战，感觉宋军勇武远在西夏之上。加上刘沪以礼相待、晓以利害，几位首领表态，从此决意归降，再不反叛。但他们提出一个要求：水洛一旦归附宋朝，必定惹怒西夏，若西夏发兵攻打，现在的水洛寨绝难守住。希望由大宋朝廷出钱，水洛寨出工，大家一起修筑水洛城。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郑戬于庆历三年的九月上表，恳请朝廷同意修筑水洛城。范仲淹大喜：如此良机，怎能错过！他即刻禀奏仁宗，仁宗也随即答应。 　　郑戬得到允许，当即命令刘沪代表大宋，率领人马，前往水洛城开工。 　　不同角度 　　庆历三年十二月，陕西宣抚使韩琦的奏章送到了中书省。在奏章中，他详细列举了多条不可修筑水洛城的理由。 　　他的分析有理有据。 　　首先，从客观形势来说，之前范仲淹、此时郑戬等人提议修筑水洛城，都会强调水洛城的特殊地理位置。若在数年前，这条理由确实充分。但在近年，宋军已经在仪州（今属山西晋中）黄石河附近打通了一条新通道，从渭州到秦州不再需要经过水洛城。并且从路途远近来比较，黄石河路更具优势。 　　韩琦还从根本上否定了范仲淹倡导的修筑城寨、逐步推进的战略构想：范仲淹、郑戬等人强调，得到水洛城，可以得到数万番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