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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三言”是明代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代拟话本的基础上加工、编纂、创作而成的，它不仅折射出晚明社会的各个横截面，而且还展现了作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学观。冯梦龙特别强调小说的通俗性和教育性。他想通过小说劝诫和教育世人。冯梦龙作为一个极有才学却仕途不顺的士人中的一员，他在小说中必然渗透着所处时代的士人在交往中的甜蜜与艰辛。晚明时期的士人是市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冯梦龙笔下士人虽不全是生活在明代，但其身上必然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 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历史转折时期。在这样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各阶层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处在转型期的士子也不例外。特别是传统的诚信观念，他们一方面被根深蒂固的传统思想所牵制，另一方面又受到晚明时期新思潮的冲击。在这种双重压力下，士子展现了具有时代性又兼有个体性的特点。本文将从士子与社会各阶层人们的交往中的所体现的诚信观念：一是知恩图报，二是舍生取义，三是见利忘义。探究士人的思想境界，体会他们的人格魅力，也让读者看见更加鲜活的明代图景。 近年来经过诸多学者的努力研究与开拓，“三言”的研究成果丰硕。尤其是在冯梦龙情教思想和女性形象方面的研究作品甚多。随着明代“士农工商”地位的不断变化，“三言”中商人形象的研究颇受当代诸多学者的关注，晚明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商人地位的提升，诸多学者对“三言”中商人地位提升的研究也有了新突破。在婚恋问题以及西方理论的运用上也有很大的进展，前人对“三言”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研究成果。相对这些研究成果，关于“三言”中士人诚信观的研究较少，这从另一个方面也给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广泛的研究空间。 一、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思潮与“三言”中士人的思想 （一）王学左派提倡人性解放 明中叶，社会极端矛盾。“诈之变日深，而廉耻道尽，其不至于率兽食人而人相食者几希矣!” 由于皇帝的昏庸，官吏的腐败，土地的兼并，农民的破产，大批流民拥入城市，也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一种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为封建社会所未曾有过的资本主义因素悄然出现。而资本主义的萌芽，意味着中心城市的形成，市民阶层的兴起；意味着商人地位的升格，商业色彩的浓重；也意味着价值取向的急剧变化，道德观念的骤然更新，社会风尚的迅速改观。明代中后期社会风尚最突出的变化是：摒弃节俭而崇尚奢侈，漠视农耕而艳慕财货；反对禁欲而追求享乐，厌恶理学而放纵人欲。在这种情况下，宋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正面临着世俗生活的严峻挑战。它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肃杀而僵硬的教条，已很难箝制住人们的世俗欲望和人性要求；它所建立起来的封建伦理道德，已很难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为了改变这种混乱局面，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只有对儒学给予新的解释，建立起新的道德规范，于是，一场哲学的变革势不可免。 “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异军突起，与佛、道形成桴鼓相应之势，成为削弱程朱理学独尊地位的一支劲旅。” 王阳明在胎承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说法之后直接提出了“心即理”“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心外无理”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但把“天理”与“人欲”谐调起来，而且把人的主体地位，从“天理”的顺应者变为“天理”的主宰者。在此基础上王阳明又提出了“致良知”之说。他认为，人的内心深处，天生便有“良知”，只要把人的“良知”开掘出来，便可做到道德的自我完善，每个人都可为圣人。王学左派另一位代表人物王艮提出：百姓日用即道，主张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真理，从日常生活中贯彻伦理道德，肯定人民由于生活需要而提出的物质要求，认为饮食男女的人欲就是天性。这种观点包含有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平民思想，它崇尚人性，反对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以“安身立本”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出发点。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李贽李贽沿着王学左派的思路继续前进，将传统理学中的性与情，天理与人欲，道心与人心的相互关系的命题，作了深入浅出的发挥。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人皆有私”、“食色性也。”这就等于说，在穿衣吃饭这样一些日用生活中，已包含着“人伦物理”，天理就在人欲中，人欲中即有天理。因此李贽极力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人性解放。冯梦龙等文人在文学创作和编辑领域，选取‘情’、‘义’类小说来弘扬李贽思想，表达自己‘主情’的审美理想。” [3][2] 浅析“三言”中士人的诚信观 （二）商人的地位有所提高，士商互相渗透 “重本抑末”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长期奉行的一种经济政策。《汉书·食货志上》载：“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在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商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