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的构成--对行政法的目标以及“平衡”的意义之探讨_7_.docxVIP

“公共利益”的构成--对行政法的目标以及“平衡”的意义之探讨(7) 【注释】 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的写作获得了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支持，在此谨表感谢。 部分因为“公共利益”是土地和财产征用的一个宪法性前提条件，“公共利益”的界定问题随着有关征用的争议大量出现而成为近年来的一个热点。 2004 年的中国行政法学年会上，“公共利益”的界定再次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 见罗豪才、袁曙宏、李文栋：“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论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的权利义务平衡”（以下简称“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中国法学》1993 年第 1 期，第 52-59 页。 参见陈端洪：“对峙——从行政诉讼看中国的宪政出路”， 载《中外法学》1995 年第 4 期；杨解君，“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若干观点的评析”，载《中国法学》1996 年第 2 期，第 64-75 页；王锡锌、沈岿：“行政法理论基础再探讨”，载《中国法学》，1996 年第 4 期，第 40-47 页；罗豪才、甘雯：“行政法的‘平衡’及‘平衡论’范畴”，载《中国法学》，1996 年第 4 期，第 48-55 页；姜明安：“简论我国行政责任制度所体现的平衡原则”， 载《行政法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第 35-37 页；晨曦：“平衡论的困境”， 载《行政法学研究》1996 年第 4 期，第 38-41 页；皮纯协、冯军：“关于‘平衡论’疏漏问题的几点思考——兼议‘平衡论’的完善方向”，载《中国法 学》，1997 年第 2 期，第 40-50 页；杨解君：“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的两大主题”，载《中国法学》，1997 年第 3 期，第 33 页；罗豪才：《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包万超：“行政法平衡理论比较研究”，载《中国法学》1999 年第 2 期，第 58-74 页；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平衡与失衡”， 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 2 期，第 72-89 页。 时至今日，学术界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思维模式。例如“公共利益是指社会或国家占绝对地位的集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也不是部门利益和团体利益。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我们可以把公共利益理解为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陈晓春、胡扬名：“建设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服务型政府”，《光明日报》2005 年 4 月 13 日。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笔者在《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6-28 页的评论。 参见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7-203 页。 这就是著名的“休谟定律”（Hume’s Law），见 David 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ook III, Part I, Sec. 1。注意休谟在这里也认为理性(reason)只是发现事实与因果关系的工具而已，而不可能确定什么是“好”的或“坏”的，即不可能为人们设定价值目标。 笔者对这个问题的说明，可参见《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8、46-48 页。 见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8-49，126-129，141 页。 见 Aristotle: “We deliberate not about ends but about means.”The Nicomachean Ethics, David Ross (tr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55. 参见霍姆斯：“法律的道路”，《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 年秋季刊，第 6-19 页。 因此，有些学者甚至主张“平衡论”和“控权论”无大差异。例如参见郭润生、宋功德：“控权—平衡论——兼论现代行政法历史使命”（以下简称“控权—平衡论”），载《中国法学》，1997 年第 6 期，第 48-56 页。 见 Clinton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Penguin (1961), pp. 77-84. 参阅 Jerry L. Mashaw, Richard A. Merrill, and Peter M. Shane, Administrative Law: The American Public Law System, Cases and Materials (4th Edition), St. Paul, MN: West Publishing Co. (1998), Chap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