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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 王石：践行国际商业理念依然艰难 拿来主义 方法上来讲很简单，既然是西方的产物，那就拿来主义。 规划化和制度化，真正去做的时候，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但去年第四季度开始反而感到了难。 我的个性比较张扬，这与东方文化不太一致，尤其是有了影响力以后。需要反思。南方周末：您和万科践行国际商业理念 25 年，一直力图做规范化、制度化的企业，即 便其中有与东方文化相冲突的地方。您是如何做到的？ 王石：方法上来讲其实很简单，既然这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产物，那就拿来主义，直接拿来用。万科基本是照西方的一套规则和制度来管理的，在西方很正常，但在中国，多少是个另类。 南方周末：25 年前是如何接受和吸收西方商业理念的？ 不中不西，独特财富观 我其实没什么智慧，我只知道在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 现在要反思的是，我们是不是缺少对正当创造财富的人的尊重。你不能要求创造财富的都是圣人。 南方周末：放弃自己一手创办企业的股份，成为职业经理人，这种财富观很特别，您刚才也说是一种个性化的选择。 王石：这个财富观与西方文化无关。 90 年代 TBS 来采访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改革开放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你现在身家多少？ 我说我是拿工资的，我放弃了股权，手上的万科股票是用存款买的，结果他们无法理 解。 南方周末：西方的财富观是赚了之后捐掉，但不是一开始就放弃财富。 王石：在西方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首先就看有多少财富。但东方文化更多的平均主义，富一起富，穷一块穷，有仇富心态。 我其实不是有多高尚，也没什么智慧，我只知道在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当你突然成为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所有者时，就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很危险的位置。 再者，我也知道名利只能取其一，我这个人个性张扬，更看重名。 南方周末：应该说，您放弃股份也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理解。 王石：对，不过我的做法只是个案，你不能要求企业家创造财富后都放弃。 但“仇富心态”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带来社会问题，需要反思的是，我们现在是不是缺少对那些正当创造财富的人的尊重。 为什么房地产行业的形象一直不好？其实从统计数字上来看，房地产的平均利润率并不是首位，很多垄断行业比如电信、资源性行业、金融，都排在前面。 但房地产业是充分民营化的，充分暴露在舆论之下。同时，也因为充分开放，发展高速，又频频登上富豪榜。富豪太多了，在中国自然会成为众矢之的。 这不是房地产业特有的处境，只要是充分开放的民营企业未来都会碰到。现在应该认真反思这个问题，要对财富创造者有一个客观评价。你不能要求创造财富的人都是圣人。 知其不可而为之 华人圈的成功企业家中，你可以看到一种共性，就是他们都有西方基督教的清教徒精 神。 我是过程的乐观主义，结果的悲观主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我处事的风格有些不大近人情，人情是非常东方化的，但在中国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一定都有些“中国的犹太人。” 南方周末：虽然您一直强调很多选择都是很个性化的，但感觉您和同时代的一些企业家骨子里都有些责任和情怀的东西在。 王石：当然。价值观上，中国是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传统的骨子里的东西。 中国传统有没有信仰？当然有，天下为己任的“天”就是信仰，把天下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过去我不信教，现在再问我就不太好回答，因为我信“天”，这个“天”是可以包容三大宗教的。 南方周末：包括产生西方商业理念的基督教？ 王石：华人圈的成功企业家中，你可以看到一种共性，就是他们都有西方基督教的清教徒精神。 两周前我去台湾，正好去参加王永庆老先生的丧事。非常盛大的葬礼，恰好刺激我想到王永庆生前的简朴。简朴到吝啬，一条毛巾用十几年。 他生前拼命赚钱，又拼命省钱，这非常像基督教清教徒的逻辑——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献。 李嘉诚、邵逸夫，都是如此。再看中国 80 年代第一代企业家，柳传志，张瑞敏，包括王石，最起码都符合其中两个。没到王永庆那种程度，最起码不奢侈。 荣毅仁去世那年，我去看无锡梅园时也很感慨，江南三大梅园之一，建的时候就是公园。中国早期民族资本家是用西方那一套作为盈利手段的，但仍然有着“天下为公”的情怀。他们的经营能力、贯通中西的思想还有胸怀和气魄，我们这一代都不能比的。 南方周末：那您当初践行西方商业理念、试图贯通中西，走到今天，有没有想到？王石：我在这段时间的努力完全是一种悲观主义。过程的乐观主义，结果的悲观主义，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现在也没有更乐观，但份量恰好就在这里。正因为有不成功的可能，你还努力去做，悲剧性、张力就出来了，就有了悬念，有了价值。 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冲突，比如我处事的风格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大近人情的。人情是非常东方化的，但在中国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一定都有些“中国的犹太人”。 有冲突，但一定要做，要往前走。中国改革开放就是东西方文明的融和过程，现在似乎有一种退回去的思潮。无论如何，不能往回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