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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建立公平高效的教育新秩序 [摘要] 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 教育 政策可划分为 4 个阶段，从教育观念、教育体系、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投入体制和办学体制等“描述性维度”可以描绘出不同 发展 阶段教育政策的概貌，同时从教育效能、教育效率、教育公平、教育秩序等“评价性维度”可对不同发展阶段的教育政策的效果予以简要评价。不同阶段我国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和关注重点具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但总体看来，改革开放 30 年的教育政策进程是不断探索建立公平高效的教育新秩序的过程。 [关键词] 教育政策；教育观念；教育体系；教育体制；教育质量 本文旨在对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1978-2008 年）的教育政策予以概括性、纲要式的述评。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述”，通过教育观念、教育体系、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投入体制和办学体制等“描述性维度”描述不同发展阶段教育政策的概貌“是什么”；二是“评”，通过教育效能、教育效率、教育公平、教育秩序等“评价性维度”评价不同发展阶段的教育政策的效果“怎么样”。 在描述性维度中，教育观念是指教育政策所体现的教育发展观，涉及对于教育地位、教育目的等的认识；教育体系是指各级各类及各种形式教育的相互关系及组合方式；教育管理体制是指教育行政体制和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教育投入体制和办学体制主要涉及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办学体制是与教育投入体制密切相关的制度安排。上述诸维度，分别涉及教育的观念、结构（物质层面）、制度等不同层面。 在评价性维度中，教育效能是指教育目标的达成度，即教育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贡献率，教育效能衡量的是教育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是评价一个国家的教育和教育政策的最核心指标，教育效能与教育质量问题密切联系，重点关注“出好人才”的问题；教育效率是指教育资源的利用率，指教育资源消耗与教育直接产出成果的比较，简言之，为教育投入与直接产出之比，重点关注怎样“多快好省”地实现教育目标，关注如何“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教育公平包含教育资源配置的 3 个合理性原则，即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追求教育权利、教育机会平等、尊重学生个人差异、补偿学生的社会 经济 地位差距，都是教育公平的体现。[1] 效能、效率和公平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公共政策的基本标准。[2] 而教育秩序是提高效能和效率的前提条件，教育秩序混乱就谈不上教育效能和教育效率的提高。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教育政策进程是不断探索“建立公平高效的教育新秩序”的过程。此处的“高效”即指高效能又指高效率。 本文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政策演进过程分为 4 个阶段，依据上述分析维度分别予以简要述评。 一、恢复秩序（1978-1984） 我国改革开放的 历史 进程始于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实际上教育领域的转折和变革早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性事件是 1977 年 10 月国务院发文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恢复高考对整个 中国 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产生了巨大的连带性影响，拉动了大中小学教育秩序的全面恢复。“恢复秩序”成为本阶段教育发展和教育政策的关键词。 在教育观念方面，本阶段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否定了“读书无用论”“ 政治挂帅”等错误认识，大大激发了广大青少年的学习积极性，为教育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和舆论环境。强调知识和人才对于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摈弃“文革”期间片面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的做法，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强调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在教育体系方面，随着教育秩序的恢复，各级各类教育都得到发展，教育体系基本形成。中小学学制从“五二二”制过渡到“六三三”制为主，延长了教育年限；调整了中等教育结构，高中阶段各类职业技术教育所占比例由 1978 年的 7.6%上升到 1984 年的 32.3%，结构更加合理；1980 年建立了学位制度，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更加完善；满足人民群众学习需求的非正规教育如广播电视大学教育、自学 考试 、成人教育等得到迅速发展。 在教育管理体制方面，我国教育事业的计划管理体制被全面恢复。在教育投入体制方面，政府依然是教育资源的配置主体，计划是教育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市场还没有进入教育资源配置领域。在教育资源的内部分配上，与重点学校制度相对应，有限的教育资源更多的向重点学校倾斜。在办学体制方面，基本上是公立学校一统天下，办学体制严重一元化。 本阶段教育秩序的全面恢复为教育效能、效率的提升奠定了基础，教育发展步入正轨，社会对于教育空前关注，教师教学、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教育规模迅速扩张，教育质量大幅度提高。与万马齐喑的“文革”期间的教育相比，教育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被急需人力资源的社会各领域迅速吸纳，对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教育的整体效能大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