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周恩来那样模范遵守保密纪律》摘自《新时代党员干部纪律建设读本》.docx

像周恩来那样模范遵守保密纪律 做好领导干部自身的保密工作，我们党有着光荣的传统。周恩来总理堪称是保守党和国家秘密的楷模。今天，我们强调保密纪律，开展保密纪律教育，就应该像周恩来同志那样，自觉、严谨地遵守保密纪律。 周恩来一向重视并强调秘书要遵守保密纪律。秘书到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他与秘书的第一次谈话除了提出如何工作和学习外，特别强调的是遵守保密纪律。他要求秘书这样做，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平时涉及重要事项，他都用专线电话。他的办公室和卧室都装有专线电话和加密机，有时一连几次加不上密，他仍然坚持加密后再通话。对涉密会议，周恩来都事先对参会人员、工作人员名单进行审查，并提出具体要求。如工作人员可否在场、服务人员是否可以进入会场倒水等细节做出明确交代。他每次参加会议均自己做记录。去世后，他留下几大皮箱手迹，其中属于党和国家秘密的，他都分门别类放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钥匙却从不离身。对密级高、时间紧的文件，他都要求专人专送专办。办理急件，即使是深夜，他也把秘书找到身边亲自交代，并要求及时向他汇报办理结果。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首先要严格遵守纪律，该问的就问，不该你知道的你就不要问。周恩来首先就是严守党和国家机密的模范。 周恩来一直坚持不该知道的事情不要知道。有一次秘书跟随他乘车外出，在车上他给秘书布置任务前，先按下电动按钮，待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这才向秘书布置任务，之后再按电钮把隔断放下去。他这样做不是对司机和警卫人员不信任，而是尽量减少知悉者，是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需要。 周恩来常说：“一些事情不让无关的同志知道是革命利益需要，不涉及信任问题。调到军委机关就是最大的信任。譬如，我们在敌占区的秘密活动和情报关系，知晓范围应越少越好，不告诉你，绝不是不信任，道理也无须多说，不言自明。”周恩来总理曾对保密工作提出以下几项要求：１.要敢于负责，该过问的要过问，要管理；２.已调离的人，不要过问、打听以及干预原单位的事情；３.对已经调走的，原单位不能再给看文件，要收回出入证；４.老首长关系要不得，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要把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严格区别开来。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说：“保密工作做好了，在政治、经济方面得到的好处要比用几个人所花的钱多的多。反过来说，保不好密，不仅政治上可能造成危害，经济上有时也会造成很大损失。” 秘书王亚志说，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时，张爱萍在现场指挥，几次乘专机回北京汇报请示。起爆日期确定后，周总理除向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报告外，另写一机密函件，派我和秘书赵茂峰专送邓小平、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首长传阅。采取先电话上问准首长在办公室后，我俩再乘汽车送呈阅看，然后再到另一首长处，这样各首长的秘书们均不知晓，使在北京知道起爆时间的人屈指可数。倘有泄露，那逐一追查各个环节也很容易。爆炸现场的电影纪录片送到北京，放映时的观看者名单由周总理审定，包括我在内的总理办公室秘书们均不准去观看。 秘书周家鼎说，我们有时跟着周总理出国，在谈判中，要起草一些电报，就像往常在国内一样在台灯下的写字台上写。总理告诫我们：“你们怎么能在这样的地方办公呢？要注意保密，要小心座中有人，隔墙有耳。”他担心国外敌特机关在电灯上安有窃拍设备。他指着墙角昏暗的一张桌子说：“到那边去写。”他交办一些涉密事时，就把我们叫出房间，到院子外面的草坪上散步，以防泄密。周总理在白区工作时间很长，积累了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我们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保密的方法。 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对严守保密纪律的模范夫妻。他们入党时间不同，地点各异，也不在一个地方工作，谁也不知道对方在什么时候入党的。两人早年在通信中也从来没提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各自守口如瓶。直到周恩来从欧洲回到国内，经过组织的沟通，他们彼此才知道对方是共产党员。 周恩来有个特点，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和公民要做到的事，他首先做好。对于党内的保密纪律也是如此。我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试验工作时，周恩来对负责试验的同志说：这次试验，要求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绝对保密。有关工程、试验的种种情况，只准参加试验的同志知道，不能告诉其他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属亲友。周恩来还说：邓颖超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可这件事同她的工作没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跟她说。大家于是都以周恩来为榜样，严格地遵守保密纪律。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分管哪方面的工作，就看哪方面的文件，绝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凡是写明周恩来收的信，秘书与邓颖超都不随便拆开。邓颖超在中央党校讲课时说，有些信封上的笔迹很熟，她明知是哪个老战友写来的，但只要写着周恩来收，她也从来不拆信。 总理办公室和保险柜的钥匙，周恩来平时24小时带在身上，晚上睡觉时就压在枕头下面，只有在出国时，才把钥匙交给邓颖超。邓颖超就像接受保密任务一样，把钥匙收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