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经验（4）》摘自《新时代党员干部纪律建设读本》.docx

采取符合社会大变革实际的方法，从具体事件抓起，既不搞运动，又不把依靠法制简单化。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党解决党风廉政方面的突出问题，有经常性的工作，但主要是依靠运动。比如，50年代初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3年开展的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的“新三反”运动；1958年开展的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1960年在农村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1963年开展的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和在全国农村进行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的“四清”运动，等等，这还不包括整风、肃反、反右和“文革”等运动。基本上是过几年就来一次群众运动。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不能再搞这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目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大变革过程中。非常时期，就要采取非常手段。不能再完全沿用当年群众运动的形式，但因为还没有建立起完备的法制，因而还不能把依靠法制简单化、教条化。因此，这个过渡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既非完全的群众运动形式，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法制形式，而应该两者兼顾，把两种形式的优势结合起来。一方面，要在法制范围内搞，充分利用法制这个手段；另一方面，要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这就是这些年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方式，即经常性工作与专项治理相结合。 应当承认，我们党对这种方式的认识也不是一开始就很清醒的，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把端正党风作为主要任务，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诸如“三招三转”（招工、招生、招干；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农村青年转城市下乡知识青年，临时工或合同工、民办教师转国家正式职工）、乱砍滥伐、搞特殊化、以权谋私、以权经商、滥发钱物、公费旅游、吃喝玩乐、多占住房等突出问题，采取措施进行禁止，有的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专项治理。1982年进行了整党，1986年1月中央还专门召开8000人大会，要求中央机关带头端正党风，一时形成了较强大的规模和声势。这一时期的纪律检查工作重点是明确的，采取的措施也是具体的和有针对性的。但是，由于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呈现发展蔓延的趋势，因而从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纪检工作，往往是出了什么问题就去抓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严重就首先处理什么问题，处于一种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被动状态。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要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个方向是对头的，思路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操作中，出现了把方向性的原则简单化为现实性的要求的倾向。一个时期，对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严重的不正之风，只强调由地方和部门自行解决出现的问题，而没有由中央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结果导致一个时期消极腐败问题泛滥，还迟迟不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的局面。后来，由于出现全国范围内领导干部住房方面的不正之风相当突出，才迫不得已，只好继续由中央纪委统一号令，采取集中统一的行动来进行清理。 中共十四大以后，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决定，1993年8月中央纪委召开二次全会进行部署。这次全会不仅提出了反腐败斗争按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大案要案、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三项工作来开展的格局，使每一项反腐败工作都有载体，而且提出了反腐败既要有战略上的总体考虑，又要有分阶段进行部署的斗争策略，把长期性任务与阶段性目标紧密结合起来，注意从群众反映强烈、干扰改革开放、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政策界限比较清楚和经过努力能够取得成果的问题入手，提出明确、具体的阶段性要求和目标，作为全党共同完成的任务，集中力量进行专项治理，力求抓一项成一项。这样，既没有采取搞群众运动的做法，而是在法制范围内来解决存在的问题，又没有采取一般号召的脱离实际的做法，而是充分发挥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群众两个积极性，在一定时期集中力量对具体问题进行专项整治。这样，反腐败工作的部署也就实现了从原则要求向具体规范的转变。 现在，中央纪委和各级纪委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都能比较主动地、自如地运用经常性工作与专项治理相结合的工作方法来开展反腐败斗争。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和当前形势是相适应的，也是切实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