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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魏晋诗文 第一节 建安诗文 公元一九六年，曹操奉汉献帝移都许昌，改元“建安”，于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企图重 建统一大业。同时，他不断招纳才士，在北方形成一个文学中心。建安年代并包括其后若干 年的文学创作，习惯上就称为“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既延续了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的方向， 同时也在特定的条件下，使渐进的演变过程呈现为显著的转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 意义的转变时期。 这种转变的大背景，正如前面所说的，是由于社会的变化，在士人中引起一股思想解放 和重视个体价值的思潮，从而使文学表现出作家从自身立场出发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对 美与理想的追求。而当时的社会，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人口大量丧 亡（其中包括社会上层人士），到处是令人惨不忍睹的破败景象。“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王粲《七哀》），“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曹操《蒿里行》），这在作家的心中打下了深 刻的烙印。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动摇，个人的存在失去了外在的精神支柱，因此， 人们在感时伤乱的同时，也更强烈地感受到人生短暂的悲哀。但是，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 家，又多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雄心和自信，并且把建立不朽的功业视 为短暂生命的延续。这种感情也在他们的创作中充分表现出来。忧时伤乱、悲叹人生短暂、 渴望不朽的功业，都是非常强烈、十分浓重的感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就使得建安文学具有 异乎寻常的感染力。前人称建安文学“悲凉慷慨”，刘勰《文心雕龙》也说：“观其时文，雅 好慷慨，良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这些都说得很中肯。 这种悲凉慷慨的感情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过去，文人的文学创作集中于辞赋。 东汉后期出现文人诗歌开始兴起的苗头，但尚不足以动摇辞赋的主导地位。到了建安时期， 辞赋领域中抒情的小赋取代了体物的大赋。但是，对于上述悲凉慷慨、深厚浓重的感情，不 要说体物的大赋，就是抒情小赋也不能承担恰当地表现它的任务。因为，抒情小赋所创造的 也是由铺陈、渲染而形成的美，而慷慨悲凉的感情则要求在表现上的由感情的凝聚而形成的 力度。可以说，没有一篇抒情小赋是能具有慷慨悲凉之气的。因而，文人创作的中心，就从 辞赋转移到诗歌，形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从此奠定了诗歌在中国 古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 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加以发展、改造。 就继承方面来说，从汉乐府民歌中兴起的五言诗形式，被建安诗人普遍使用，加以发展， 并成为整个魏晋南北朝诗歌最基本的形式。乐府民歌的语言风格，对文人诗也产生了明显的 影响。而且，采用乐府诗题，沿袭乐府民歌中常见题材的作品，在这一时期的文人诗中占了 很大的比例。 就发展和改造方面来说，首先，过去作为诗歌主体的乐府民歌，是一种社会性的集体创 作。它们由某些无名作者最初写成以后，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加以改造，很少能表现出作 者的个性特征。而建安时代，就不大有作品无主名的现象。这些与作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作品，常常也和作者个人的特殊经历、情感和独特的审美爱好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就促使诗 歌向风格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其次，汉乐府民歌中叙事诗为数较多，因为带有故事趣味的作 品容易为普通民众接受，得到广泛流传。而建安文人诗绝大多数是抒情之作，即使采用乐府 诗题，也很少具有故事性。第三，过去作为文人文学之主体的辞赋的某些特点，也被带到诗 歌领域中来。辞赋最显著的特点是语言华丽，而乐府民歌一向是朴实无华的。建安诗人中， 不乏作赋的名家，王粲、曹植就是突出的代表。他们的诗，也明显带有华丽的倾向。而且， 在辞赋中较早就被大量运用的骈偶手段，在诗歌领域内，也是由他们率先使用的。这些骈偶 （即对仗）诗句，还显示出有意锤炼的痕迹。总之，建安文人诗既受了乐府民歌的影响，同 时开始向文人化的精致华美转变。这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曹丕 说“诗赋欲丽”，正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文学观念。不过，建安诗歌虽有趋向华丽的一面，但 并没有过分使用典雅深奥的书面语言，也没有过分的繁缛、铺张，以至文句松弛，妨碍情感 的表达。一般说来，作品的语言仍然是明朗、浅显、紧凑而富有力度感的。 人们在谈到建安诗歌的时候，常常称誉“建安风骨”。所谓风骨，乃是指作品内在的生 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练刚健的特点。当然，这二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建安 风骨的形成，就是基于其作品中的慷慨悲凉的感情及其在艺术上表现的上述特色。后世的作 家在反对片面追求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