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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 从立法角度考量抽象危险犯在我国环境保护中的适用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的形式日益严峻，刑法作为保护自然环境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地位无可替代。在污染环境类犯罪中引入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技术，也成为世界各国的选择。目前我国污染环境类刑事立法已经为抽象危险犯的引入打下良好基础。为避免环境保护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也为环境发展的可持续性，本文以立法为角度，以德国刑法立法为鉴，综合分析，大胆架构，为抽象危险犯在我国环境保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出建议。 关键词：危险犯；环境保护；立法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虽在形式上是为了配合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适用，但其在我国使用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技术解决环境问题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其中《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了五种类型的抽象危险犯犯罪形态，正式在环境保护领域引入了抽象危险犯。 然而，抽象危险犯的引入确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有的学者们认为这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认为司法解释不能超越规范的强制性范围，《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超出了公民的预见可能性；有的认为引入抽象危险犯进一步加剧了司法实践所处的困境，使污染环境罪的处理更加复杂、困难。 虽然《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引起了学术层面的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在现在来看，其效果颇为显著。笔者以德国立法为鉴，通过数据比对分析，简析抽象危险犯在我国环境保护中的适用。 二、核心概念界定 抽象危险犯的概念，学术界众说纷纭，很多法学家对此概念的理解不同。例如德国法学家罗可辛认为：“抽象危险犯，是指经立法者客观判断，认为某种行为具有典型的危险性，因而将其拟制为犯罪，置于刑法非难之下，在具体案件中不需要再对行为是否实际造成了危险进行判断。” 日本刑法学家大谷实认为：“将在社会一般观念上认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的行为类型化之后所规定的犯罪就是抽象危险犯。” 我国台湾法学家林东茂认为：“抽象危险犯构成要件中仅规定了行为内容，而未规定其成立需要发生一定危险，因此在司法过程中，法官没有必要考察行为是否造成了危险，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抽象危险犯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拟制其行为具有一般抽象的侵害法益的危险。” 清华大学刑法学家张明楷教授认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在司法程序中都需具体判断危险的有无。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要求司法人员根据具体的案情来判定行为是否达到了法条规定的危险程度；而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需要司法人员根据一般的社会经验来判定行为是否具有危险性。” 笔者赞同最后一种观点，抽象危险犯惩罚的对象是有着较大可能严重侵犯环境与人的法益的行为，抽象危险犯虽带有些许主观性，但这种严重侵犯环境与人的法益的可能性是一般社会经验及科学数据可以推出的，可以适用于绝大多数情况，因此，以司法人员为主体进行判断，抽象危险犯的成立具有公正性，虽然以人的判断作为认定犯罪的要素具有局限性，但例外情形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例外情形仅仅存在于学理之中，况且这些所谓的例外情形自身是否成立还有待商榷。 三、研究背景 国际背景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自然环境的一体化将各国环境问题变为“共同”的问题，在过去的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国际社会从未停止对环境污染问题治理。但目前来看，虽有成效，但仍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持续伤害，环境污染问题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 国际法作为一种通用的合作方式，从一定程度上确实架构了一个针对自然环境污染的各国之间的合作框架，通过国际条约、协议等来跨区域调整环境关系，在这一层面国际法的确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通用的调整性规范形式，加之并不存在国际环境执法和司法的体系，其强制力难以保障。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若要真正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应是立足于各国自身，由内而外的形成合力，从这一角度来看，国际法的先天缺陷似乎助推了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 面对这种形势，很多西方国家先知先觉，因为其在工业社会以来，环境问题已经使其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痛定思痛，很多西方国家开始着手治理环境问题，各国相继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法律法规。其中很多国家立法者展示了其高超的立法技术，对抽象危险犯的处罚应运而生，为保护自然环境提供了一把锋利的宝剑。 国内背景 近些年，正是我国环境资源战略扬帆起航的起步阶段，亟待治理的环境污染问题也逐渐显露。环境污染事件频频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的不协调，环境责任心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环境保护法制体系的漏洞和严厉处罚的缺失，导致威慑力严重不足，违法成本过低。 199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