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失衡与不稳定社会.pptVIP

根据美国学者 Valerie Hudson 和 AndreaDen Boer 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以及此后出版的《暴露无遗的分支：亚洲男性人口过剩带来的安全警示》的内容，到 2020 年中国将有 2900万到 3300 万名无法找到配偶的青年男性，这部分男性绝大多数身处社会底层或边缘，缺少文化，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极易走向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的对立面，再加上正常婚配的机会被剥夺，将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隐患和破坏力量。由此可见，出生性别比偏高引发的“择偶拥挤”问题若不能得到及时解决，极有可能诱发其他社会问题或不良社会现象，影响婚姻家庭以及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第二十三张，课件共五十四张，编辑于2022年5月 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秩序 婚姻迁移的经济“推力”和“拉力”将会使贫困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男性婚龄人群成为择偶中的“弱势群体”，并可能由此产生数量庞大的“男性光棍群”。这种“经济贫困”与“婚姻贫困”叠加的双重贫困，将使贫困地区的男性不得不承担起全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直接婚姻后果，进而使得这些地区失去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男性光棍群”游离于正常婚姻家庭生活之外，还有可能引发婚外恋、婚外情、婚外性关系、婚外性行为以及非婚生育和第三者插足等现象，由此可能导致离婚率上升、残缺家庭增加，威胁家庭的稳定性。与此同时，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地下色情和性犯罪等丑恶社会现象也有可能随之增多，给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 第二十四张，课件共五十四张，编辑于2022年5月 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的结果还可能引发性犯罪、性骚扰等不法行为，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冲击。 1997 年，加拿大心理学家尼尔·威纳和克里斯迪恩·麦斯奎达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男性比例高的社会更倾向于使用暴力，而 15~29 岁男性比例高的社会更有可能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因而会对社会治安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2004 年，美国的一项有关性别和暴力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两位加拿大学者的观点，并且认为应当把暴力型性犯罪作为各个国家严厉打击的重点。 第二十五张，课件共五十四张，编辑于2022年5月 可能带来严重的伦理与道德风险 首先，出生性别比长期持续偏高所导致的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成为婚外情、婚外恋发生的“催生剂”，引发婚外情与婚外性行为，冲击传统的婚姻家庭伦理。 在文化多元化背景下，人们对婚外情、婚外恋的宽容度有所提高，但又尚未建立起对婚外情的伦理道德约束机制，规模庞大的“剩男”群体游荡在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之外，难免与已婚家庭产生碰撞，这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夫妻间的信任感、亲密度以及婚姻质量，引发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再婚家庭问题凸显。 在新旧婚姻伦理制度不断冲撞的情况下，人们的爱情观、婚姻观会受到新旧两股力量的挤压，摇摆不定，无所适从，再加上缺少核心家庭伦理规范的约束，一些社会现象难以短时内得以解决。 第二十六张，课件共五十四张，编辑于2022年5月 其次，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不仅影响到婚姻关系稳定，而且还会影响到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和代际关系，尤其是影响到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婚内关系 非婚生育 第二十七张，课件共五十四张，编辑于2022年5月 出生性别比偏高原因何在？ 生育政策加剧性别比失衡 观念与制度相互衍生高出生性别比 “随夫居”与“男孩偏好” 性别不平等是性别比失衡主因之一 村规民约助推“男孩偏好” 社会文化环境培植高出生性别比 第二十八张，课件共五十四张，编辑于2022年5月 生育政策加剧性别比失衡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全国实施的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的生育率下降，限制了人们对多子女的追求，使得部分人在只能生一个孩子的前提下，想方设法通过生育男孩来满足获得儿子的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一部分人以质量换取数量的行为，也就是以男孩来换取数量，尤其是“一孩半”生育政策更是从政府的角度将女孩与男孩的差别在政策上给予明朗化，进而使“一孩政策”加剧了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的趋势，某种程度上，生育政策是加剧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十九张，课件共五十四张，编辑于2022年5月 生育政策加剧性别比失衡 “一孩半”政策下选择男孩的机制 广东省的案例 1997年广东省对生育政策做了调整，城市的生育政策未变，农村由较宽松的两孩政策收缩到“一孩半”。 1995→2000 TFR： 2.13→1.81 出生性别比：123.31→130.30 第三十张，课件共五十四张，编辑于2022年5月 第三十一张，课件共五十四张，编辑于2022年5月 山西临汾冀城县的案例推论： 对照的县同属于临汾地区，地理气候、风土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