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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与人性关系的哲学追问 作者：天天论文网 日期：2016-5-11 9:06:25 点击：1 资本与人性关系的哲学追问学界对人性问题的研究硕果累累，但是，往往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没有将资本与人性进行关联起来研究。这个时代乃至于今后长时期，我们依然处于马克思在《资本论》手稿中所言说的“第二大社会形态”之中。与其说是人对物依赖的社会，毋宁说，是人对资本依赖的社会。资本逻辑依然像“魔”一样地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成为形而上学的抽象运作，它构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将万事万物裹挟在它之中。它也考问着人是什么？也就是追问人的本质和人的内在规定是什么，即追问人性的问题。正如大卫·休谟所言，“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着某种关系；不管看起来与人性相隔多远，每门科学都会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返回到人性之中。”［１］２当资本逻辑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建制，人性始终逃脱不了资本介入与规制，资本与人性关系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回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没有资本维度介入对人性的分析与解剖，我们永远只能停留在追问人性是善还是恶的伦理问题上，不追问资本与人性关系问题，我们永远也无法洞察到现代社会人性的真正本质。对资本与人性关系的哲学追问，为我们解密人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一方面，资本激活人性，另一方面，资本又异化人性，它们之间本质上就是二律背反。基于此，我们首先从这两个方面来阐述它们之间内在的勾连。 一、资本激活人性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性社会转变，从经济哲学上看，它实现了两个重要的翻转：一是从“信仰支配世界”到“欲望支配世界”的翻转；二是从非经济性向经济性的翻转，它求解着资本出场的人性视域，彰显出资本对人性的激活。 （一）从“信仰支配世界”到“欲望支配世界”的翻转“信仰支配世界”是对前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 表征，驱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因是信仰。我们知道，亚里斯多德“四因说”，对中世纪产生重要影响，原 因在于“四因说”中的形式因在中世纪得到凸显，一切质料因都无足轻重，真正重要的是形式因。所有的 质料因只有当它不断地去追求形式因的时候，才能实现它的定在。对上帝来说，无需证明，只需要信仰， 而人的地位无足轻重，只是神学的婢女。在前现代社会中，人的欲望、私利、任性、冲动、利己被整合并 融入到“信仰”之中，化为“信仰”的“一”。在信仰的整合、编码、排序中，它压制了人性中的欲望、 利己、偏好、俗性，人生活在信仰的世界中。正如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马基雅维利对传统政治哲学的质疑，“因为他们着眼的是：人们应当如何生活，而非人们事实上是如何生活的。”［２］１５９ 所以说，在前现 代社会中，统治阶级更多地关注“应然”，而不是“实然”的问题，更多地关注“信仰”，而不是“欲望” 的问题。人的存在的本质被框定在彼岸世界，而非此岸世界，更多地受制于难于把握的命运或者机运控制， 也就是说人和社会的运转更多地是靠信仰驱动的。现代性社会则是一个“欲望支配世界”的社会。这里的 “欲望”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欲望有区别，它是经济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与利益、需要有密切 关联，并关涉到生产、交换、货币、资本、财富、俗性等经济范畴，是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动力论机制。它大大激活了人的欲望、私利、需要、利己，这些作为人性的重要表征，在现代性社会被开发与激活，并 把欲望翻转为利益和需要，进而通过生产和交换，在对象化中才能得到真正实现。而货币和资本作为实现 人的欲望的重要表征，给人性注入了更多的自由因子。从这种维度上说，人对货币、资本的持有，也是对 自由的持有，人性与自由紧密地勾连在一起。相对前现代社会来说，是人性解放的重要标尺，把人性从对 神性的书写与注脚中翻转到人性对俗性的绵延与释放。 （二）从非经济性向经济性的翻转在前现代社会中，非经济性表现为对经济性的最大化的偏离，在市场中更多地表现为意志、情感、习俗、无意识行为，这是一种典型的集体无意识（弗洛伊德语），人的行为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体现为：从本能的、肉欲出发；它是一种粗糙的，非计量，没有精算意识的行为； 经济行为不是经常发生，交换限于局部，整个大市场还未出现；它没有时间和效率意识。其中，中世纪的时间观就明确指认了这一点，中世界的时间只属于上帝拥有，而商人的经商活动时常会遭到责难。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试谈另一个中世纪———西方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中指出，商人的赢利是“一种对时间的借贷，而时间只属于上帝”［３］５３。在一个财富有限的年代，放高利贷商人的行为被看成是一种罪恶的表现，因为高利贷商人通过时间来牟利，无论是借入还是借出抵押款，或者是进 行物资的囤积与出售，在人们看来都是利用了时间的脉络———买进或卖出。所以说，在中世纪，人们对商人抱有成见，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商人把原本属于上帝形而上的精神时间翻转为形而下的世俗时间，并试图把感性的、对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