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自征渔阳三弄与徐渭狂鼓史渔阳三弄比较论（文史论文）.docVIP

沈自征渔阳三弄与徐渭狂鼓史渔阳三弄比较论（文史论文） 正文 沈自征渔阳三弄与徐渭狂鼓史渔阳三弄比较论（文史论文） 文1：沈自征渔阳三弄与徐渭狂鼓史渔阳三弄比较论 徐渭（1512-1593）的剧作《狂鼓史》全称为《狂鼓史渔阳三弄》，剧作家沈自征（1591-1641）比徐渭晚生七十九年，他的《霸亭秋》、《鞭歌妓》、《簪花记》三个短剧集亦名为《渔阳三弄》。从清代开始，人们常将其二人并称。如王士禛说：“吴江沈君庸自征作《霸亭秋》、《鞭歌妓》二剧，浏漓悲壮，其才不在徐文长下。”[1]123又如《词苑丛谈》卷八在介绍张倩倩时有这样一段话：“吴江张倩倩适同邑沈自征，自征负才任侠，所著《霸亭秋》、《鞭歌妓》、《簪花髻》词三曲，名《渔阳三弄》，与徐文长并传。”[2]188另外，邹漪的《启祯野乘》卷六《沈文学传》中也有此论：“读君庸《渔阳三弄》，悲壮激越与之（徐文长《四声猿》）并驾……”[3]247 沈自征的剧作得以与徐渭剧作“并驾”、“并传”的原因是什么？仅仅是因为剧作的名称相同吗？沈自征为何将其剧作命名为《渔阳三弄》，是欲借徐渭而扬名吗？若此，又何以能得到孟称舜、王士禛、朱彝尊等大家的认同？ 徐渭与沈自征有相似的人生经历、情感和才情。他们都生性狂傲，都是文武兼备的奇才，都功名不显，都曾为人幕府，都有坎坷而传奇的人生经历。所谓言为心声，可能正因为两者有相似的人生经历、情感和才情，以致他们的剧作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沈自征的杂剧创作在艺术精神、杂剧体制、语言风格上与徐渭剧作《狂鼓史》有相近之处，但也有其个人特色，应该说沈自征《渔阳三弄》在艺术价值上确实能与徐渭的《四声猿》相媲美。 首先，突破“中和之美”的审美范式是徐渭对沈自征最大的影响，也可以说是徐渭对明清杂剧的最大影响。徐渭曾拜王阳明的两位弟子季本、王畿为师，取二家之长，形成自己的思想特色。他的文艺作品无不体现了王学的影响，以“写情”、“摹情”为宗旨，突破古人的藩篱，追求精神上的解放。主张的“独抒性灵”的“公安派”领袖袁宏道称之为“有明一人”。[4]在《狂鼓史》中，祢衡尽情无惮地对曹操怒斥愤责，如同“怒龙挟雨，腾跃霄汉”，[5]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同样，在沈自征的《渔阳三弄》中，杜墨对着项羽的泥像，放声痛哭。张建封当着裴尚书的面，怒斥歌妓，并吩咐家奴鞭笞她们。杨慎竟着女装、傅粉、簪花，携妓游春，一会与人调笑，一会舞文弄墨，一会又痛哭花前。三个落拓狂士或哭、或骂、或笑，以极端的情绪尽情而毫无顾忌地讽刺现实，发泄个人的愤慨。 其次，在体制、曲调以及场景的布局上，沈自征的剧作也有借鉴徐渭《狂鼓史》之处。与《狂鼓史》一样，沈自征的《渔阳三弄》三个杂剧都是一折北曲，与侧重于抒发悲壮之情的剧情相协调。在《狂鼓史》中，徐渭将祢衡骂曹的场景设立在阴间，此时曹操已成为鬼囚，祢衡即将成为被上帝征用的修文郎。在判官的安排下，祢衡重演“击鼓骂曹”情状。“阴骂”似乎比“阳骂”少了些动人的力量，让观者少了些紧张感。但徐渭如此安排，显然有其用意，即为“祢衡骂曹”提供条件。一方面如同剧中祢衡所说：“小生骂座之时，那曹瞒罪恶，尚未如此之多，骂将来冷淡寂寥，不甚好听。今日要骂呵，须直捣到铜雀台，分香卖履，方痛快人心。”为“祢衡骂曹”提供更充沛的内容。剧中，祢衡以十一通鼓痛斥曹操擅权嫉贤和滥杀。另外，曹操少了在阳间的威势，为祢衡能够“尽骂”提供可能。沈自征的《渔阳三弄》中，杜墨高才却落第，心情沮丧，归途中恰巧经霸王庙，见霸王泥塑，视为千古知音，向其倾诉、痛哭。张建封流落江湖，巧遇侠尚书，一面赠廻船，受歌妓羞辱，愤而鞭笞之。杨慎乃状元之才，却忠而见逐，久困于烟瘴之地，放还无期，于是狂放不羁，于丽日，簪花、着女服游春。与徐剧一样，也忽略戏剧的叙事性和矛盾冲突而侧重于抒情，独具匠心地为三个怀才不遇的文士，创造抒怀泄愤的场景，让他们将久积于心的愤懑之情瞬间被激发，似狂风、如骤雨，让人魂悸魄动。 再次，徐渭主张写“本色”，抒发真情。其“本色”不仅指语言朴质，而且强调“真”，“摹情弥真则动人弥易，传世亦弥远”。[6]1296徐渭的《四声猿》由四个长短不一，内容各异，南北曲兼用的杂剧构成。“四声猿”到底为何意，古今揣摩者颇多，大多以为取“猿鸣断肠”之意，然《四声猿》给人的印象却并不悲。戚世隽在其著作《明杂剧研究》中认为，“四声猿”中的“猿”取“心猿”之意，指人的本色本性。《玉禅师》中的月明和尚犯戒、后投胎报复，都是人的自然之性；《雌木兰》、《女状元》中花木兰与黄春桃一武一文，一个驰骋沙场成为将军，一个于文场中状元，都是女人本就具有的能力；《狂鼓史》中的祢衡与曹操虽然在阴间，没有了身份、地位的差别，但在演击鼓骂曹的情状时，依然保持生前各自本来的面目。[7]233徐渭以其敏感的心灵和敏锐的目光体察世界人生，将女将军、女状元、妓女、和尚、文士以及奸雄，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