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之《义赏》《用民》原文及翻译.docx

PAGE PAGE 1 《吕氏春秋》之《义赏》《用民》原文及翻译 吕氏春秋原文：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其义则不足以死，赏罚则不足以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无有。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友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用赏罚不当亦然。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久兴而不息，民之雠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虽有厚赏严罚弗能禁。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赏罚易而民安乐。氏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且成而贼民，故赏罚之所加，不行不慎。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奈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于文；繁战之君，不足于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后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后其身，或者不行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天下胜者众矣，而霸者乃五，文公处其一，知胜之所成也。胜而不知胜之所成，与无胜同。秦胜于戎而败乎崤，楚胜于诸夏而败乎柏举。武王得之矣，故一胜而王天下。众诈盈国，不行以为安，患非独外也。赵襄子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赦为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中，赦无大功，赏而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国危，社稷殆，身在忧约之中，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襄子可谓善赏矣！赏一人而天下之为人臣莫敢失礼。”为六军则不行易，北取代，东迫齐，令张孟谈逾城潜行，与魏桓、韩康期而击智伯，断其头以为觞，遂定三家，岂非用赏罚当邪？（选自《吕氏春秋》之《义赏》《用民》有删改）译文：春气到来草木就生长，秋气到来草木就凋零。生长与凋零，是节气支配的，不是它们自然而然会这样的。所以支配者一消逝，万物没有不随之变化的；支配者不消逝，万物没有可以发生变化的。古人能够审察支配者的状况，所以万物没有不能被自己利用的。大凡使用人民，最上等的是用义，其次是用赏罚，义假如不足以让人民效死，赏罚假如不足以让人民去恶向善，这样却能使用自己人民的，从古到今都没有。（行使）赏罚的权力，这是圣上用来更好使用人的手段。“赏罚”前面加上“义”，那么忠心、诚信、亲近、疼惜的思想就会得到彰显发扬。彰显发扬得长期了，就越能助长这一思想，百姓就会安于这些思想，像是它们成了自己的本性，这可以称作教化的成功。教化成功，那么即使有丰厚的奖赏或是严峻的威势也不能制止转变百姓的思想。所以，擅长教化的人，不依靠奖赏惩处，也可以教化好百姓，教化好百姓，即使是厚重的奖赏或是严峻的威逼也不能制止转变他们的思想。不恰当地使用赏罚（指赏罚不符合道义）也是这同样的道理。奸诈、虚伪、凶残、混乱、贪欲、暴戾的思想就会兴起，长期兴起而不停息，百姓就会相互仇恨，这仇恨就像是成了百姓的本性。戎夷胡貉巴越等族的人一样了，即使有厚赏严刑也不能禁止人们这样做。郢人用两块夹板筑土墙，吴起转变了这种方法因而遭到怨恨，赏罚转变这种状况，人民就会感到安乐。氐族羌族的人，他们被俘虏以后，不担忧被捆绑，却担忧死后不能被焚烧。这些都是由于邪曲造成的，再说，邪曲形成了，就会对人民有害处，所以施加赏罚，不行不慎重啊。从前晋文公要跟楚国人在城濮作战，召来咎犯问他说：“楚国兵多，我国兵少，怎样做才可以取胜？”咎犯回答说。“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对于礼仪的盛大从不感到满足；作战频繁的君主，对于诡诈之术从不感到满足。您只对楚国实行诈术就行了。”文公把咎犯的话告知了雍季，雍季说：“把池塘弄干了来捕鱼，怎能不获得鱼？可是其次年就没有鱼了。把沼泽地烧光了来打猎，怎能不获得野兽？可是其次年就没有野兽了。诈骗的方法，虽说现在可以苟且得利，以后就不能再得利了，达不是长期之计。”文公接受了咎犯的看法，因而在城濮战胜了楚国人。回国以后行赏，雍季居首位。文公身边的入劝谏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由于接受了咎犯的谋略。您接受了他的看法，可是行赏却把他放在后边，这或许不行以吧！”文公说：“雍季的话，对百世有利，咎犯的话，只是顾及一时。哪有把只顾及一时的利放在对百世有利的前面的道理呢？”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说：“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