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与大学精神.docVIP

大学校长竺可桢 智效民 引言：毛泽东让他把天管起来，他说“天有不测风云……”　 今年是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逝世30周年。他一生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在科学领域，二在教育方面。关于前者，由于知识有限，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对下面的传闻却印象很深。　早在1964年，他写了一篇论文，通过分析阳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后非常重视，专门把竺可桢请到中南海，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答道：“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但毛泽东却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人民网《中国党史上的80位人物》第50条，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01年7月2日）　第二天，远在广州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专门打来电话，向竺可桢了解毛泽东谈话的重点，以便在科技工作中贯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更是详细了解这次谈话的经过，并在党组内做了传达（《竺可桢传》第197页，1990年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想到几年以后，这位“管天的人”也未能在文革中幸免于难。 　 一、蒋介石让他把浙江大学管起来，他提出三个条件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上虞人。他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生，与胡适、赵元任等人赴美留学。在美国，他与任鸿隽等人创立中国科学社，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南开大学任教，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　1936年初，浙江大学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掀起驱逐校长郭任远的风潮，据说当年在该校读书的地下党员胡乔木，是这次*潮的组织者之一（《浙江大学简史》第3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郭是广东人，早年留学美国，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他被迫辞职后，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竺可桢。蒋认可后，委托行政院秘书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去做工作。竺可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征求意见，蔡认为能不去最好，“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月21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寓所约见竺可桢，竺推说要与蔡先生商量才能决定。他如此推托，除了怕影响研究工作外，还有三个顾虑：一是“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二是时局不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三是即便答应下来，短时间内难见成效。事后，经翁文灏、陈布雷等人反复劝说，他才提出如果能满足三个条件，可以考虑。这三个条件是：“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同上，第17-18页）。其中第二条是教育独立的重要前提，他敢于向当局提这样的条件，令世人玩味，也让后人惭愧。 这件事不知是否与竺可桢的一篇文章有关。文章的标题为《常识之重要》，是他在参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20周年校庆时的演讲纪录，后来刊登在《国风月刊》第8卷第1期（1936年1月1日）上。文章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竺可桢还说，科学并不神秘，不过是有组织的常识而已；如今国事纷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完全是政府和人民缺乏常识造成的。（《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244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事实证明，竺可桢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理念走马上任的。 　二、还未上任，就把“教授治校”当作主要目标　 经过一番准备，竺可桢于4月25日正式来到浙江大学。完成交接手续后，他先与教职员工座谈，然后到体育馆与学生见面并发表讲话。他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同上，第334页）　在竺可桢看来，所谓教授并不是一个头衔、一个职称、一种待遇，也不是一种向上爬阶梯；教授是一群“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人们。拿这个标准来衡量，可以看出如今的教授差距何在，现在的学风为什么败坏。　 为了充实教授队伍，竺可桢多次拜访邵裴之、马一浮等学界前辈，聘请胡刚复、梅光迪、张荫麟、王淦昌、王琎、卢守耕、周承佑等30多位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启用一批深孚众望的学者担任院长、系主任等职务。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实现“教授治校”的目标。这一点，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