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中介体系.pptVIP

金融补贴和国有银行坏账 由于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存在，银行资金的有偿使用并没有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在保证“体制内产出”的责任下，我国金融部门继续承担起了国有企业资金供给者的角色。 这样，制度变迁的成本开始向金融部门转移：到了1990年代中期，银行部门开始积累起大量的坏账。 据国家计委财政金融司，1994年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数额占全部贷款的20.5%，达5300亿元。 据中国人民银行对8700多家县级以上金融机构清产核资的结果，银行不良贷款的比例是31.4%。 并且一些基层银行由于不愿意过多地暴露自身的信贷风险，往往通过借旧还新、更换借据等贷款多次展期的手段将逾期贷款转为正常贷款，因而，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实际状况要比官方公布的更为严重。 * 金融补贴与股票市场创生 银行部门坏账风险的积累使国家开始考虑为国有企业的金融需求寻找其他的路径。 1990年代初在我国萌芽的资本市场为政府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使得大量的金融剩余又一次成为了经济的救命稻草，不过这次的主角不再是商业银行，而是股票市场的投资者。 我国股票市场创立之初的功能定位就是为国有企业融资，所以许多知名的缺陷，如股权分置、公司治理不完善、监管缺失等等是一开始就要注定出现的。 思考： 为什么要进行股权分置？ 为什么超过2/3的股权不能流通？ 在此制度设计下，为什么仅有1/3股权流通的股票市场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民间资本？ * 总结 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预算软约束导致商业银行风险的积累 国家财政实力的下降 财政补贴 金融补贴 国有商业银行 股票市场 渐进改革的稳定性要求 保证体制内经济的产出 国有经济的大量融资需求 * 第二阶段：从“借差”到“存差”（1994—2003） * 背景 在这个阶段，由于国有银行体系长期积累的风险开始显现；国家开始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94年提出正式提出“将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专业银行开始向商业银行转变。 许多新型金融机构也开始筹建，其共同的目的指向是政金分离。参见PP22。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尤其是韩国危机）使金融决策者充分意识到高比率的金融不良债权将可能给经济带来的巨大危害，因此政金分离的步伐加快了： 1998年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以充实国有银行的资本金； 1999年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承接国有银行高达14000亿元的不良债权，同年，国有商业银行开始从欠发达地区撤出效益不佳的机构。 * 惜贷和存差的出现 1992到1993年间，银行贷款大量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在把资产价格推向一个泡沫般的高峰之后引发了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同时也把金融部门的坏账集中地暴露出来。 从1993年宏观紧缩开始，商业银行开始重视其信贷资产的安全性，对信贷资产安全性的保证成为商业银行的一个硬约束，随之而来的惜贷也就成为一种合乎逻辑结果。 虽然对于主要依靠存贷款利差生存的我国商业银行来说，限制贷款并不是上策，但在经历的长期的贷款和坏账造成的恶性循环以后，对贷款的谨慎发放至少是明智之举，也是商业银行经营策略处于转型期的体现。 从1994年开始的惜贷行为加上国家对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逐渐剥离，我国的国有银行开始积累大量的信贷存差。 在1998年以前，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一直保持着信贷借差，1998年首次出现信贷存差143.26亿元，而后信贷存差逐年扩大，到2004年到达了37505亿元的水平。 * 从借差到存差 * 一种解释 张杰（2003）对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存差产生和演进的逻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 在国家声誉入股的场合，国有银行的存款需求超过一般商业银行，国家要对存款的流动性负最后的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国有银行吸收存款就等于是在获取免费的资本，因此具有更大的提供存单的激励；而这种激励不因国家对信贷的约束而消失。 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和存款行为是一个分离均衡，是国家推行金融改革过程中一种巧妙的制度设计。 * 第三阶段：金融产权改革为核心的金融体系重构（2003—2010） * 事件I：国有银行股改 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体系对与经济增长的支持模式所承担的高成本对与国家来说一直是一种有形的压力，时刻悬在决策者的头顶。 如果不转变国有银行的属性，不进行深刻的产权改革，过去的那种增长模式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转变。 因此，处在内部（银行体系风险的积累）和外部压力（外资银行的竞争）下的国有银行终于在21世纪初走出了关键的一步，进行以健全的公司治理为核心的股份制改造。 2003年底，国家通过中央汇金动用外汇储备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正式拉开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序幕。 截至到2010年7月，最后一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农业银行的改制也宣告完成，标志着国有银行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