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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税对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效应研究述评 　　【摘要】环境保护费改税2018年1月在我国正式开始实施，对于这项经济型环境规制，国外已经存在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国内仍处于改革阶段。现有环境税效应研究大多立足于宏观层面，围绕双重红利、市场结构，从环境改善、经济增长、社会福利等角度研究环境税效应来为改革提供政策建议，但均未体现贯彻环境保护法“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如何改革税制，灵活激励工业企业以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成为重要问题。本文立足于微观主体，从工业企业绿色投资、工业企业绿色创新两个重要方面梳理了现有文献中环境税对工业企业绿色转型的效应研究，并分析目前国内研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参考以及我国环境税改革的启示：更加关注环境税的微观主体效应；拓展研究思路方法；立足工业企业绿色转型最新实际；深入考虑我国现实市场结构差异。 　　【关键词】环境税效应；双重红利；绿色转型；环保投资 　　一、引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工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红利，保持着稳定持续的增长，但在此过程中也付出了较重的资源与环境代价，环境污染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8%—15%（韩超和胡浩然，2015），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等待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到来前，中国必须通过一定的环境规制干预来协调经济活动，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绿色保护的双赢。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1月，中国的环境保护税法开始正式实施，现行的环境税主要由过去的环境保护费转移而来，也是在近几年，环境税开始成为国内学术领域新的研究热点。 　　二、环境税效应研究 　　在国外，由于国家发展程度差异，众多学者们已经在环境税领域做出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最早提出环境税概念的是经济学家pigou（1932），他认为环境污染实质上体现着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性，政府可以通过征环境税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以调节环境资源。此后，tullock（1967），kneeseandbower（1970）等人在对水资源研究中提出“超额收益”（excessbenefit）观点，即主要认为环境税的出现可以减轻其他税负，使财政收入维持平衡稳定而社会经济却可以实现进步，环境效益取得的同时便也多出了经济效益，这实际上也有后来“双重红利”思想的萌芽。sandmo（1975）则将环境税与ramsey（1927）的商品税理论结合分析最优环境税制，均推动了环境税理论研究的发展。 　　对于环境税效应的集中研究，则要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外开始涌现大量关于环境税“双重红利”效应的研究。这一思想最初是从nichols（1984）、terkla（1984）用数理工具实证研究了环境税效应开始产生，pearce（1991）研究碳税改革时首次正式提出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理论。围绕环境税的“双重红利”，环境税效应大致可以总结如下：改善环境，拉动经济，提高社会福利。其中，前者即第一重红利，取得二或三则为第二重红利。对第一重红利基本不存在争议，学界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环境税的第二重红利，并且随着研究的细化发现了就业、分配等红利，实证研究也集中在检验这些红利是否存在。例如后来bovenberanddemooij（1994）、bovenberggoul-der（1996）等围绕环境税的经济福利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bovenber（1999）；bossierandbrechet（1995）；haldiandsarlos（2005）、vanheerden（2006）则分别从税制、就业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研究环境税的双重红利。shimtakeda（2006）、uerharddaijifacundo（2006）分別构建cge模型，用日本与美国的数据实证验证了环境税开征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bovenberganddemooij，1995），即认为环境税存在双重红利。 　　但是，该理论也受到了质疑（demooij，1994），如parry（1995）研究得出环境税改革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将带来正的总成本，但普遍仍认同第一重红利（改善环境）仍是引入环境税的充分理由（lansbovenberganddemooij，1999）。同时，随着双重红利研究的增多，国外开始将研究转移到这一理论研究的前提上，即变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开始了不同市场结构下的环境税研究，barnettah（1980）在垄断市场下对比了最优和次优庇古税，随后levin（1985）将市场结构扩展到了寡头市场，在双寡头市场中采用比较静态方法分析了排污税效应。requate（2005）、simpson（1995）等先后也有类似研究。 　　在国内，学者对环境规制的作用研究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