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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文学改编电影的美学特征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文学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家作品，形成了独有和典型的风格特征。以文学为蓝本的改编电影，既承接了西北文学的风格风貌，又实现了其光影艺术的二度创作与审美超越。这些文学改编电影参与了整个西部电影的发展历程，体现出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在总体上表现出现实主义与乡土叙事、精神性与批判性、朴素厚重与原始本真等较为典型的美学特征。 　　关键词：西北文学;电影;现实主义;精神性;影像美学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19）21-0114-04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文学在时代变化与文学潮流的涌动中，趟出了一条持续发展的路子，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形成了一些比较独特和典型的风格特征。以文学为蓝本的改编电影，既承接了西北文学的一部分风格风貌，又实现了其光影艺术的二度创作与审美超越。这些文学改编电影作为西部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了整个西部电影的发展历程，也体现出了自己的审美特性。综观这些散落在40多年间的二十多部电影，虽然艺术水准参差不齐，主题思想也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呈现出了几种较为典型的美学特征。 　　一、现实主义与乡土叙事 　　40多年来，西北文学改编电影随着社会发展和文艺思潮的演进，不断演变着自己的风格和特征，很难简单地将其概括，但总体来说，现实主义是其最典型的美学风格。由于国家经济社会的重大变革基本都是从东部沿海展开，西部地区限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基础等诸多因素的先天不足，“使这块大地在由农牧业文化向工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其步履显得格外沉重。当沿海地区已经享受着现代工业文明硕果的时候，西部仍在传统的文明形态中步态蹒跚。”[1]诚然，这40多年的发展让西北地区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横向比较，西北地区依然没有形成能引领全国的商业化大都市和现代国际化工商业经济体系，也没有在科技创新中引领潮头，在整体上依然处于经济滞后地区，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并没有被现代化的暴风连根拔起，农业生产和乡土生活依然是西北广大地区最普遍的生产方式和生活形态。贫瘠、严酷、脆弱的自然环境让生存和发展都要面临严峻的考验，但也恰恰是这种生之艰难孕育了西北人坚韧、隐忍、坦诚、率真、善良、无私、宽容的性格和品质，惟其如此，才能携手抵御灾难和分担痛苦。因此，现实的苦难与心灵的温暖交织成了西北乡村社会的基本生活样态。 　　与这种社会现实相适应，乡村生活的苦难与温情成为西北文学改编电影着力呈现的主题。《老人与狗》讲述了一个农村单身汉在饥荒、阶级斗争、骗婚的多重打击之下孤独终老的人生经历，但同时也渲染了乡村社会信任、友善、团结的精神乐园。《牧马人》讲述了知识分子许灵均被劳动改造，常年从事农业劳动，生活贫苦，精神绝望，但是李秀芝这样的贫苦劳动妇女身上勤劳、善良、乐观的品格让他对生活重拾信心。《人生》里逃离土地不当农民是高加林进城的原生动力，但善良贤惠的农村姑娘刘巧珍纯真、热烈的爱与无私善良的心灵又是他矛盾的根源。《清水里的刀子》的场景设置在贫瘠干旱的六盘山区，山区农民挣扎在温饱线上，在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边缘化和贫穷，但是纯净虔诚的伊斯兰信仰之下的爱和友善缔结起了精神的充实和美好。 　　“中国西部电影，作为西部地域文化的产物，几乎从它一诞生起，就有着新颖的电影美学品格和现实主义风貌，它在对西部传统文化、民俗风情进行大力开掘之际，也将改革开放的思想内蕴灌注其间，从而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与西部地域气息。”[2]这种倾向是整体性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西北文学展现出了现代化对于乡土社会带来的冲击及这种冲击之下爆发的剧烈的矛盾冲突。《人生》里的高加林對城市和现代化表现出了极大的向往和狂热的追求，这让他成为乡民中的异类，与世代在土地里刨食的父辈和大多数农村青年的思维和精神格格不入，这是他与环境发生冲突的根源，也是他与巧珍在精神上难以融合的根本原因，高加林的狂热理想代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农村青年共同的精神渴望。《野山》通过对与时俱进的禾禾与固守传统的灰灰在思想观念和生产方式上截然相反的对比展示中，表现了改革发展中创新思维与保守思想的矛盾，肯定了新形势下创新发展的精神价值。《乡民》通过以韩玄子为代表的道德领袖与以王才为代表的资本头领在乡村精神领导权上的争夺和交接，反映出了在新的经济形势之下，资本对乡村社会关系的重构。 　　如果说西北文学改编电影在上世纪80年代主要反映的是时代召唤下西北乡村的勃发和新变，那么90年代以后的主要着力点则转变为呈现在新形势下西北乡村的没落和无助。《一个都不能少》把西北乡村教育资源的匮乏、教师待遇低下、受教育观念的薄弱以及贫困导致的失学辍学等突出教育问题展现得深刻而令人震惊。《高兴》虽然以歌舞剧的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