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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的深情与理智 　　备课《兰亭集序》前，我反复诵读着这一篇文章，一种原发的阅读感受引起我的注意。历来我们习惯把这篇文章的情感脉络概括为乐——痛——悲，将最后一段的今昔一契解读为“千古同悲”，以时间的纵横跨度将情感进一步升华为人生终期于尽的痛感。然而，当我们一遍遍阅读这篇课文的时候，我们似乎总不至于“满纸辛酸泪”，反倒会有一种清朗开阔的阅读感受。究其原因，我认为，本文的情感脉络并非乐——痛——悲，而是乐——悲——超脱。同时，几个情感层次之间并非是无缘由的情感波动，其中蕴含着与同时代名士所共通的思维底色——魏晋风流。学者戴建业曾说：“魏晋风流的本质是深情与理智。”魏晋名士对于宇宙人生有着原发性的、不基于人世伦理的深情，也有着超脱于个人情感之外的清醒的理智。这在我们这篇课文中即表现为对自然的深情与对生死的真情，以及对生死从宇宙与历史两个维度的超脱，这种共生的深情与理智，才造就了这篇课文“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阅读感受。 　　一、自然宇宙之情深 　　《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我们如今所熟知的“一往情深”出自于此。现代价值理念中，情深似乎未必是褒义，“情深不寿”在包含嘱托之余也带着以实用为价值指向的理性色彩;在范围上，“情深”一词也似乎被限定于男女爱情之中，汤显祖《牡丹亭题记》：“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情深”即恋人之间生死相随，不离不弃。但在魏晋名士群体中，“情深”的范围则广阔许多，其对象不仅限于人与人之间，也可以是人与物之间，而这种“情深”带着率真之意，是出自于本能的、原发的情感，未经礼等伦理价值的矫饰;也意指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情感共鸣，只有全身心地与对方相知共融，才能得到与自身内在人格相一致的共振，这也便是桓子野与清歌的情感共鸣，暗含的是桓子野对宇宙人生的“奈何”情绪。 　　（一）“故列叙时人”与“苏绍为首”，人世伦理退居幕后。 　　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等41位名士在兰亭举行修禊诗会，会后诗作汇编成《兰亭集》，王羲之作序。我们将其与同时期的富豪石崇同为聚会诗集所写的《金谷诗序》（以下简称石序）相对比： 　　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本是为诗集所作之序，但王序全文却未曾提及任何诗作，与会人物也仅仅以“故列叙时人”一笔带过，石序则有稍为详细的描述：“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其中尤其点明了最为重要的人物——苏绍。 　　王羲之对于与会之人倒并非毫无描述，只是未详细点明，文中“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便是对与会之友生活习性、志趣抱负的笼统描述，无论是王羲之还是谢安、支遁等人都可谓“真名士有真风流”，这些人物习性、怀抱不同，立场、世俗名望有别，但在王羲之笔下却无高下之分，遇到乐事都快然自足，也都没有能力掌控生死，诸士终期于尽。而石崇笔下，苏绍带着繁杂的一系列头衔，位列三十人之首。我们不知石崇是以亲疏之别、才能高低还是名望之异作为判定标准，但显然可见的是，石崇笔下的人物依旧在人世伦理框架之内沉浮，无论生死，只要在人世，便有主次之分。 　　（二）“游目骋怀”与“娱目欢心”，自然之美登临台前。 　　石崇的序更像是一篇为集会诗集所写的序，序以集会事件为描述重点，兼顾集会人物与会后感想，至于对风光景物的描写“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则仅为点缀。 　　对比两人对自然功用的见解，王羲之用了“游目骋怀”一词，石崇用的是“娱目欢心”一词。游目骋怀意为纵目开怀，“游”与“骋”在此处为使动用法，“游”有飞翔、飘荡之意，“骋”则为纵马奔驰，因此游目骋怀也可以认为是在宇宙自然中使自己的双眼与心神尽情地遨游，奔驰。作者全身心地沉浸在自然之中，自然作为作者的审美对象，作者与自然心灵交接，雅趣尽显。而“娱目欢心”则不同，在词学中，“欢娱之词”常被认为有“俗趣”，欢娱离不开人世的宴游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