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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文化产业由“合规化”向“合理化”跨越 　　摘要：我国自确认“文化产业”这一概念，重视产业化的文化生产方式，到出台大量推动这一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以来，文化产业在我国已经得到了“合规化”的建构和发展。这在体现这一产业的生产力对于其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将后者注重与前者保持同一发展步调的过程体现了出来。当前，文化产业的制度化进程已差不多走完。下一时期，是其实现“合理化”发展的时期。这就需要全面开放这一市场，实现与国际文化资源深度整合的目标。这将是一个比“合规化”建构漫长得多的，但可能呈现加速度跨越发展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文化产业;产业理性发展;文化政策;文化生产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9）07-0015-04 　　站在历史视角上看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必将建立以下认知：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现代化的产物，文化产业是在现代工业文明的背景下诞生的。它表现为一种“文化力”，并为社会文化的结构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起到了一定引导作用。基于历史，展望未来，今天，我国文化产业要实现自我超越，必须要完成由“合规化”向“合理化”的跨越。 　　一、审视文化产业发展史 　　纵观文化产业发展史，不难发现该产业已由最初的非资本观念形态，即“理性+工具”形态过渡至商业资本形态，即“商业+城市”形态，随后又向“数字技术+娱乐与知识+感知服务”形态过渡。[1]三者分别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纪之交。其中后者在非物质资本形态的结构与内涵方面，分别在不断扩张、丰富。而如今已形成“文化+”跨界融合产业形态。其文化博弈力、文化创造力与文化传播力形成强大合力，构成文化生产力创新体系，体现了隐性的文化与显性的产业充分的结合度。这被普拉特博士称为：内容的创意、生产的输入、再生产和交易这四个环环相扣，链状延伸的庞大产业体系。[2] 　　一定的产业形态的出现总和一定社会的发展结构存在着同构关系，不仅反映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反映着在此发展水平下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正是这种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使得文化产业与其之间逻辑地存在着一种区别于其他产业形态及相应社会结构之间的文化关系，并集中体现于政治领域的文化权力关系、经济部门的文化生产力以及社会构型中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力三个方面。 　　国内一些文化学家当前所谈论的文化力问题，从学科渊源上讲，应该是来自于以经济社会学为首的社会学、以新制度经济学为首的经济学，将文化视作一种非正式制度进行探讨。我国学者主要立足于习俗、社会准则等意识形态以及非正式制度文化为切入点，对文化与社会结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进行探讨，具体涉及到了如社会互动论等社会学理论以及如制度变迁理论等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3]学者们提出，对于维持社会均衡结构而言，非正式制度是一种结构性因素。而在经济发展中，意识形态起到了关键作用。对于非正式、正式制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领域的专家普遍认为二者分别是指社会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道德伦常等;如合同、章程、法律条例等具有一定权力的机关单位强行实施的成文规则。对于前者，依照文化分类的视角来划分，可归入精神或行为文化的范畴，它也被命名为非制度规则。对于作为其他非正式制度的最高标准或理论基础的非正式制度文化而言，意识形态在其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而价值观、道德伦常、习俗、行为准则等均可被视作行为模式或范式，即一系列约束人们行为的非制度化的规范，它是正式制度所无法界定的。对于行动主体而言，与文化相关的一些理论指出，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的规范，文化能起到以下作用：首先，它可向内转化为规制主体行为的一种思想观念;第二，其在某种条件下，可减少制度创新的成本，推动制度变迁;第三，其中习俗以及传统文化等具备历史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人们可从中发现大量制度建设思想和经验，作为一种智力资源，用以经济制度改革，以期起到缓冲调节的作用。[4]而早在马克思·韦伯较早的论述与古典制度经济学家，直至新经济社会学中，国外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及文化力的研究，从一个侧面突出了社会习俗、传统、道德理论、意识形态这些文化的因素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另外，我国传统社会所强调的用以维护社会制度的“礼”也不属于强行实施的、明文规定的社会正式制度范畴，就其本质意义而论，应视为一些稳定而灵活的非正式制度，如行为规范、道德伦理等。[5]总之，按国内外学界对文化力、文化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来说，就是社会生活、经济行动嵌入社会文化结构之中的外在于正统体制与权威律令的不容忽视、无处不在、无不作用的社会日常模范纲纪，是与政治、经济互制互渗，不可分割的价值判断与操行准则。 　　作为一种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文化，“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