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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提玄思的魅与惑 　　摘要：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魏晋王弼的玄学思想及近现代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标志性。这种与现代学术中的“哲学”相关的玄学之思（玄思），如置放在中国文化中，尤其是置放在儒家传统思想的脉络中来考量，其曾经发生过的作用究竟是什么？本文将从“魅与惑”，对玄学与玄学研究的作用作双重的断定：“魅”不仅是强调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玄学（尤其是王弼的玄学）和玄学的研究（主要是讨论汤用彤的玄学研究），对中国思想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今天仍有魅力。“惑”则是指出王弼的玄学和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一直留给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一些疑惑未解的问题。同时，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将玄思“魅”与“惑”双重作用，置放在儒学的背景下来进行分析：分析魏晋玄学问题与儒学发展的关系;分析王弼玄学思想对儒学发展的双重作用;透过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进一步分析王弼玄学问题在当代的回响。 　　关键词：王弼汤用彤玄学儒学 　　作者李兰芬，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广东广州510275）。 　　将王弼与汤用彤放在一起来讨论，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他们都与魏晋玄学有关。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汤用彤是近现代研究魏晋玄学的大家之一。但将两人关联起来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魏晋玄学。在本文中，笔者无意通过对两人思想的分析，展开对魏晋玄学及近现代玄学研究所有问题的讨论。就如本文主题一样，下面的分析，仅是围绕“玄思的魅与惑”问题展开。 　　首先，强调“玄思”而不是“玄学”，是试图将讨论的重点放在玄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的作用上，而不是一般地和全面地讨论整个王弼玄学理论和汤用彤研究玄学的理论。 　　另外，“魅与惑”，意味着笔者对玄学与玄学研究的作用有双重的断定。“魅”不仅是强调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玄学（尤其是王弼的玄学）和玄学的研究（主要是汤用彤的玄学研究），对中国思想史上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在今天仍有魅力。但“惑”则是指出王弼的玄学和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一直留给中国思想史一些疑惑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问题至今未被仔细讨论过。 　　关键是，王弼玄学与汤用彤玄学研究，在笔者的讨论中，其作用的魅力与留下的困惑，都是针对什么样的问题来说？或者说，笔者是放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背景下，将王弼玄学与汤用彤玄学研究放在一起讨论并批评？ 　　一般来说，王弼玄学被认为是道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汤用彤玄学研究也被认为与近现代他自己也有贡献的佛学研究、道教研究不一样，也与其时兴起的新儒学不一样，他的玄学研究仍被一直看成是道家思想（或道家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他们思想中涉及的道家思想或道家哲学，是什么意义上的特殊思维方式？这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又究竟是针对什么而言，既有“魅力”又有“困惑”？ 　　在笔者看来，将问题置放在儒学发展的脉络里观察，玄思之魅力及困惑的问题，便可能呈现得更清楚。 　　一、从魏晋玄学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谈起[见英文版第26页，下同] 　　在近百年学术界的探讨中，魏晋玄学基本被定型为是以本体论为特征的中国哲学，并且，这种哲学的学派渊源，一般被认为与道家有关。如果这两种对玄学的断定都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问另外一些问题：1.道家与中国哲学中的本体理论探讨的关系。2.中国哲学中的本体理论探讨，是否仅仅与道家有关。如果不是，首先是否可问，玄学与儒家思想有何关系？一旦将这些问题的讨论，广泛地放在魏晋玄学产生、发展及影响的历史背景、学术渊源中看，真正理解魏晋玄学，就将不得不考虑更多的因素。 　　首先，毫无疑问，玄学的产生首先并主要地与儒家思想有极深的关系。这种断定，一方面是由于魏晋玄学的产生直接与汉代儒家经学的发展有关系;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儒家思想由于汉代儒士的力倡，已成功地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甚至包括政治等的主干。事实上，由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相对划清界限的诸子学派，在其后的单独发展中，都要正视儒家思想提出的各种问题，道家思想的发展也不例外。如果说后人称之为“新道家”的魏晋玄士从理论资源上对汉儒经学是自觉吸收和批评的话，那么，从客观上说，处在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汉代之后的魏晋玄士，也不得不面对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政治、社会中的广泛影响，而使自己的理論和生活与儒家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次，这种关联，在继汉儒经学之后产生的魏晋玄学中如何体现呢？除后来研究魏晋玄学的学者所认定的相互区别外，是否还有相互一致的方面？汤用彤等玄学研究的大师，对这两方面的讨论，一直较为审慎。但基本肯定，玄学中的“玄”意，起码与汉儒经学的烦琐、臆想有非常大的区别，而更广泛地说，与儒家思想对伦理、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