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销售假劣兽药行为入罪研究.docxVIP

生产销售假劣兽药行为入罪研究 生产、销售假劣兽药行为入罪研究 　　摘要：生产、销售假劣兽药行为不仅侵犯了我国兽药管理制度、市场经济秩序，同时还可能导致动物死伤、人畜二次伤害、环境污染等后果。这一行为侵犯客体多重，可能触犯多种罪名，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非法经营罪、侵犯商标权犯罪、非法生产、销售伪劣兽药罪等，同时构成上述犯罪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关键词：假劣兽药伪劣产品非法经营罪数 　　生产、销售假劣兽药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数量较少，难以引起较多人员对于该类案件的关注，笔者通过办理此类案件，发现目前司法实务中对于该类案件的认识和处理结果尚不统一，诸多司法认定问题亟待解决。 　　一、问题的缘起 　　[案例一]被告人姜某某用自行印制的标签、包装盒等物品对自行购买的家禽类药品重新包装，冒充信鸽用药出售，销售金额为2万余元。后民警又在被告人姜某某暂住地内依法扣押各类信鸽用药1万余盒，货值26万余元。经检查，上述涉案药品在“国家兽药基础数据库”系统中均未查询到相关信息，故被动物卫生监督管理局按照假兽药处理。法院判定姜某某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万元。[1] 　　[案例二]任某某系北京某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际经营人，其在本人公司并未申请到生物制品批号、兽药生产许可、经营许可的情况下，通过专业生产设备，自行研制猫狗干扰素类兽药，并组织人员生产、销售，销售金额达1000万余元，现已被以非法经营罪提起公诉。 　　比较上述两个案例，相同点是二名被告人所销售的兽药都没有生产批号，但是案例一和案例二的被告人被定罪名却并不相同，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对这一类案件认定存在较大分歧。 　　二、假劣兽药案件司法认定现状 　　为了更为全面的了解我国司法实务界对于生产、销售假劣兽药行为的认定情况，笔者在无讼网案例库中以“伪劣产品”“兽药”“非法经营”“假冒注册商标”“伪劣兽药”等多个关键词进行多重组合检索，共筛选出103件生产、销售假劣兽药的刑事案件。通过仔细梳理后发现，司法实践中关于生产、销售假劣兽药存在大量同案不同判情形，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 　　（一）案情相同罪名不同 　　103件案件中，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的有76件，占比73.8%;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有19件，占比18.4%;以生产、销售伪劣兽药罪定罪处罚的有5件，占比4.8%;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处罚的有2件，占比1.9%;以假冒注册商标罪与非法经营罪并罚的有1件，占比1%。[2]上述一半以上的案件都是被告人在没有兽药生产、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生产、销售没有批号的兽药，而对于这一事实，大多数法院按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还有一部分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另外一种爭议较大的情形是冒用他人商标生产、销售假劣兽药的情况，有的法院认为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或非法经营罪并处，而有的法院则认为应当从一重处罚。 　　（二）不同罪名量刑差异大 　　103件案件中，量刑最重的为无期徒刑，量刑最轻的为拘役刑。其中，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量刑普遍偏轻;而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的，则量刑偏重。 　　比如，韩志远、龚某甲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中，二人生产、销售没有批号的兽药，销售金额达到105万余元，二人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韩志远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5万元。[3]而在马建国、马连庆、魏运动非法经营案中，三人同样是生产、销售没有批号的兽药，且销售金额达到2784万余元，却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万元。[4]由此可见，同一事实被认定为不同罪名，量刑差异巨大。 　　综上所述，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对生产、销售假劣兽药行为的司法认定，存在诸多模糊认识，亟需厘清。 　　三、生产、销售假劣兽药行为所涉犯罪 　　《药品管理法》所称的药品，是指用于人体的药品，刑法对生产、销售假农药、假兽药的行为另有规定，故生产、销售假劣兽药的行为不能构成生产、销售假药罪，但可能构成其他四种犯罪。 　　（一）可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生产、销售假劣兽药是否能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认定假劣兽药属于伪劣产品。有学者认为：只有产品质量没有达到国家强制性标准，或者产品标注的国家地方行业企业标准的，才属于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才是刑法意义上的伪劣产品。[5]也有实务界人士认为，《刑法》第140条所指的伪劣产品应当符合狭义伪劣商品的特征，狭义的伪劣商品是指生产销售的商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质量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