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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翁牛特旗红契相关问题研究 　　摘要：地契作为一种见证土地买卖交易活动的文本史料，能够真实地反映我国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土地权属变更制度、土地管理制度，甚至能够反映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区域的社会、经济状况，因此，可以说地契承载了农业大国最为深刻厚重的历史信息。地契根据买卖双方是否经政府验证签订分成红契和白契两类，经政府勘查发证是官契，又称红契。未经政府勘查，个人私自签订的称白契。红契具有法律效力，双方签订人受法律保护。民国初期，红契是翁牛特旗地契中一种主要形式，本文从契约的颁发者、承领者、颁发的形式、地契中的价格等几个角度来分析其折射出的社会生活。 　　关键词：民国时期;翁牛特右旗;红契 　　地契{1}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直接产生的原始文字资料，体现了买卖双方的契约精神。具有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的红契，更是地契中的“尊者”，其制式规范，约定内容齐全，在契头和契尾、契约信息、土地具体范围、租赁费用和方式，出租双方权利等方面都有具体的体现和标注，堪称契约文书中的典范，是民间契约书文本的参照。 　　翁牛特部是最早归顺清政府的蒙古部落之一，长期游牧于古北口东北部，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三百里，南北距百六十里。{2}活动范围东至阿鲁科尔沁界，西至承德府热河禁地界，南至喀喇沁及敖汉界，北至巴林及克什克腾界。右旗东至阿鲁科尔沁百二十里，接敖汉旗界;南至吐灵格尔岭二十里，接喀喇沁右翼旗界;西至鄂拉泰阿玛百二十里，接围场界;北至温达尔华八十里，接克什克腾旗界;东南至乌兰素墨九十里，接敖汉旗界;西南至贺尔苏图岭六十里，接喀喇沁右翼旗界;东北至昭苏河源六十里，接翁牛特左翼旗界;西北至札萨哈喇古勒百四十里，接克什克腾旗界。{3} 　　内蒙古东部地区土地放垦较早的盟旗，至民国时期土地已经基本农业化，土地功能转变，为土地使用权的流转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对收集到的契约文本的比较发现，民国时期的红契比清代时期在文本上更加规范，红契中的中间人（即担保人）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见表1），充分反映了翁牛特右旗地区经济权力的变更和土地近代化的过程。 　　一、契约的颁发者 　　民国时期，王爷可以代行王府的行政权力，因此以王府、王府印务处为主的管理机构和以王爷、协理为主的个人是翁牛特右旗红契的颁发者。有的地契称翁牛特札萨克亲王府（见下面红契），有的称翁牛特亲王旗、有的称翁牛特亲王右旗，有的称翁牛特右旗亲王公署，有的称翁牛特右旗公署，由此可以看出，在民国时期，对旗、王府、亲王府、王旗的称谓没有明确的区别，所有均统指翁牛特右旗旗政府。旗政府是红契的主要颁发者。 　　翁牛特札萨克亲王府，为出给红契事，照得本旗属撤回老府地楼胡同道南河套平地一段，就有邓六合央恳中来府恳请，理合照准发给红契，即特查确四至，东至河套沿，西至卢姓，南至荒界郝姓，北至大道边，四至分明，偿给邓六合名下耕种永远为业，同众言明，作领红契资松银十五两整，其银笔下交足，分文不缺。历年交麻油差，按四斤交纳，本府收吃，别无杂项。此系两造情愿，并无返悔，恐口难凭，出给红契存证。 　　中见人：侯振邦傅德成刘儒林 　　代字人：郭霖 　　中华民国元年三月初五日立（1912年）{5} 　　王府的管理机构（旗）印务处是红契另一主要颁发者（见下面红契），收集7份，接近收集到所有红契的三分之一，且7份印务处发给的红契集中于1917年。 　　翁牛特亲王（旆）〔旗〕印务处，为出给红契事，兹据札兰白富春禀称，八里庄西梁有本旗之荒地，欲领契开耕，请勘界等语，当〔即〕派员勘得此荒地一段，南至旗荒，北至黄姓、傅姓，西至旗荒敖包，东至大道，计地五顷，合（函）〔亟〕出卖与白富春名下永远为业，惟因售与蒙人生计，议明地价京钱二百吊，交足不欠，每年应交印务处租钱五吊，恐后无凭，出给对契存证。 　　对契 　　中华民国四年十月初五日{6} 　　民国时期，除了政府管理机构可以颁发红契外，翁牛特右旗个人即王爷发出红契也占有一定数量。另外，当翁牛特右旗王爷“不能经管旗务，特委任协理哈清阿护理务旗”颁发红契“永远为业”。民国时期沿袭了清政府时期在内蒙古地区的统治方式，致使政府职能与王爷个人权力混淆不清，王爷不仅是政府的象征，而且可以代表行政管理机构行使权力。 　　翁牛特右旗亲王色，为给印契。案查本旗赞先王薨逝，本旗亲王袭爵照例，守制不能经管旗务，特委任协理哈清阿护理务旗，例应每年予以二十五顷之地租，作为夫马费，讵款项奇绌迁延未发，迄今八年，该协亦未议及，现本亲王接印视事，查该协理护印旗务持躬清勤，办事隐练，旗务事宜悉当允协，深资倚赖，所有地租自应照章发给，以酬贤劳，惟租项既无所出，自不能不变通办理，当与协理旗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