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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研析 　　摘要：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突发公共事件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考验国家治理能力，极易引发舆论风暴，这是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衍生逻辑。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与真相调查的“过程性”、突发公共事件的“公共性”与矛盾斗争的“潜在性”以及突发公共事件的“破坏性”与国家治理的“复杂性”，使主流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更加困难和复杂。为此，需要构建权威人物权威信息有效供给机制、领导干部危机处理能力提升机制、突发公共事件公众心理预警机制，以防范和化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 　　关键词：突发公共事件;新冠肺炎疫情;主流意识形态 　　一、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衍生逻辑 　　突发公共事件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考验国家治理能力，极易引发舆论风暴，这是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衍生逻辑，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突发公共事件事关人民切身利益 　　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根据国务院2006年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四大类，分别是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按照其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一般将突发公共事件划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突发公共事件的突发性，意味着事件常在人们尚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以猝不及防的方式发生，由此带来的破坏性自然是难以估量的。 　　突发公共事件直接威胁的是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包括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除了带来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更大的危害是使人们心理上产生了恐慌，以及让本来正常的生产生活变得不确定。为阻止疫情蔓延，举国上下采取居家隔离、延长假期，暂停旅游、餐饮、娱乐等人们日常消遣行业营业。同时，由于一些微企、民企延迟开工，客观上导致许多民工无业可就。“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突发公共事件直接危及民众、危及民生，事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然，如果民生出现问题，必然會滋生各种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二）突发公共事件考验国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是有效解决突发公共事件、消解社会矛盾或及时将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关键。国家治理能力，是指在党的领导下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是一项系统性的能力集成，是包括领导干部素质、国家制度体系、法制体系、社会文明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对普通民众而言，国家治理能力的衡量标准主要看领导干部的能力。而突发公共事件，无疑又为检验领导干部是否合格提供了试金石。在人民群众最需要、最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面前，如果领导干部不能交出令人民满意的答卷，人民群众就会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质疑，进而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大打折扣。公信力作为一个政党进行国家治理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的降低也就意味着权威力的缺失。恩格斯指出：“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2]，“从哲学的高度看，对权威的价值认同就是对于客观规律的认同，就是对于所认识与掌握的真理的认同。”[3]因此，党的领导权威是党的思想感召力、政治影响力、群众组织力等增强的关键，也是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认同、防范化解主流意识形态风险的关键。 　　此次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可谓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生的最为严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无疑，此次疫情也是对我国应对突发公共安全危机治理能力的一次检验。在疫情面前，我们看到了“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但同时也看到了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一些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对疫情防控问题“一问三不知”的状况;还有网络上公众对疫情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地区之间和部门之间防疫工作的协同性、医疗卫生资源与超级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问题的质疑，甚至包括对部分学者和官员在疫情蔓延期间在国外权威医学期刊上“抢发”学术论文的疑问。可以说，疫情的爆发充分暴露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然亟需改善。 　　（三）突发公共事件极易引发舆论风暴 　　“社会思潮传播，常常是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某一特定空间范围、某一特定领域表现得异常活跃，以期借社会变革之势、社会热点之势与时代潮流之势进行传播。”[4]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也同样符合这一规律。突发公共事件因其突发性和公共性，本身就自带热点，既符合新闻媒体求新的需要，也符合公众的猎奇心理，同时也为某些不怀好意者乘机炒作，借此攻击中国政治体制和内外政策提供了机会。在“人人掌握麦克风”的时代，因立场和价值观的不同，人们对事件的认知也是千差万别，再经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