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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 　　【摘要】教育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它呈现出一种新型的民主形态。本文尝试将治理理论运用到我国教育行政管理改革领域，努力探索上海基础教育由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路径与模式，以期通过分权和集权两种方式调整优化共治主体的权责关系，解决教育管理中社会参与不够、学校办学自主权不够、政府宏观管理能力不足、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突出问题。 　　【关键词】政府职能教育治理集团化办学学区化办学名校异地办分校 　　“治理”在20世纪末就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自共产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治理和教育治理遂成为公共政策话语，并引发研究升温。推进教育治理与过去的教育改革思路一脉相承，与简政放权、教育行政职能转变、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等是一致的，是对一直在进行的教育管理改革的深化。本文将追随上海走教育治理之路的一步一个脚印，对市政府的职能转变予以探讨。 　　一、教育管理走向教育治理 　　较之单一向度自上而下的管制，治理则是多向度的上下互动、彼此合作、相互协商，达成共同治理目标。教育治理中的核心是——涉及管理的多个主体：包括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以及教师、学生、家长等公民个体。在多方共同治理的体制中，政府依然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充当的是“元治理”的角色。在社会管理网络中，政府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它虽不具有最高绝对权威，却承担着确定教育发展方向、目标、标准的重任，为多方主体参与管理提供共同的行动目标和行为准则。 　　然而，教育管理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政府在教育管理中越位、缺位和错位严重，学校办学自主权不够，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不够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政府分权，也需要集权;既需要学校自治，也需要学校内部的分权共治。 　　现存问题迫使我们对传统的政府理论进行反思，并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应该认识到，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不应该垄断对教育的管理权，应与社会、学校合理分权，只保留对教育事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把原先由它独立承担的一些责任转移给社会和学校，变强势政府对学校的单边管理为政府、社区（家长）共同参与的多边管理和共同治理。 　　二、上海政府在教育治理中的职能转换 　　上海目前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价值取向是“优质均衡”。这种价值取向，建立在上海在全国率先整体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认定，也建立在上海两度蝉联pisa测试冠军的基础上。结合笔者工作所在的闵行区，着重分析其中的三种模式，力求从“政府、学校、社会”三者间的关系，剖析其在三种模式中所承担的角色与职责。 　　（一）集团化办学 　　集团化办学，是指在一个核心机构或品牌学校的组织牵头下，依据共同的办学理念和章程组建学校共同体，在学校规划、日常管理、课程建设、教师发展与设施使用等方面实现共享、互通、合作、共生，进而实现共同体内优质教育资源品牌的辐射推广与合成再造。 　　以笔者所在的闵行区为例，集团化办学较早的典型为——七宝中学教育集團，现涵盖学校所14，包括：5所高中、6所初中、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2所小学。集团内成立集团理事会、秘书处、发展督导团;制定完善的集团管理章程;定期举行高水平的发展论坛;建立“大走访”访谈制度，集团理事长率领集团发展督导团部分成员走访核心学校，现场办公，答疑解惑。在集团内部，成立“初中教学联合会”，以提高各初中学校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和教学质量为主要任务。成立“高中教育联合体”，主要通过教、研、训一体化推进集团高中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学质量提高。合作校之间学科组、备课组推进“教研训一体化”项目，促进各校的优质、均衡发展。 　　由此可见，作为政府代表的教育局，在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充当着发起者和设计者的角色，承担自上而下的政策设计，出台组建教育集团的政策，进行组织、推进、评估工作。品牌学校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着核心者的角色，承担更多的组织协调的责任。弱势学校也并非被动的承接者，而是主动的求变者。 　　（二）学区化办学 　　“学区化办学”，顾名思义是指在各区县范围内，按照地理位置相对就近原则，将义务教育学校结合成片，优势体现为：多校协同、资源整合;推动学区内学校之间骨干教师的柔性流动，促进设施设备和运动场地等资源的有序分享，从而优化教育生态，缩小差距，让优质学校带动普通学校“齐步走”。 　　江川路街道的“江川-交大”基础教育学区，主推“香樟文化”、科技创造、“个性化教育”。建设过程中，学区内各学校在保留自身特色与个性的同时，突显江川路街道特有的“香樟文化”和交大百年学府的人文底蕴，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成为共同的文化标签。借助上海交大和南部科创中心的资源，构建丰富多样的科技教育载体，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