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不该漏了施先生.docVIP

不该漏了施先生 众所周知，施蛰存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大家、 “社科大师”,同时 还是成就卓著的翻译家。研究现代翻译史，不该漏了施先生。 施先生的文学翻译起步虽然比他的好友戴望舒晚，但他在1927年 夏天就翻译了爱尔兰诗人夏芝的诗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蓓尔达 ·迦 兰夫人》。次年，他又开始对英美意象派诗和法国象征派诗产生浓厚兴 趣，尝试翻译，但他自认法文不好，法文诗不敢从原作直译。施先生最 早出版的译著就是《蓓尔达 ·迦兰夫人》,1929年1月上海尚志书局初 版，书名却被出版社改作“非常庸俗”的《多情的寡妇》。尽管如此， 施先生是向国人引进显尼志勒的先行者，却是肯定的。四个月后，他翻 译的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选》又由上海光华书局推出。施先生 把薄伽丘译为濮卡屈，自己则署名柳安。这应该是《十日谈》这部世界 名著较早的中译选本。施先生的文学翻译生涯就这样通过薄伽丘和显尼 志勒两位大作家正式揭开了序幕。 人们早已熟悉施先生的一个生动的比喻，就是他把自己的一生喻为 开了四扇窗，即东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南窗新文学创作，西窗外国文 学翻译和研究，以及北窗金石碑帖研究，每扇窗都开得有声有色，精彩 纷呈。那么，四窗的说法到底起于何时?日前从友人处得知，施先生 1945年1月3日在赣南《正气日报 ·文艺专刊》“新年特刊”上发表《岁 首文学展望》 一文，开头就说： 我的书室有三个窗，我常常把一个窗开向本国古文学， 一个 窗开向西洋文学，最后一个开向新文学。这样轮流欣赏窗外的风 物，在这里过了四年抗战年头。 当时施先生正在福建厦门大学执教。这个“三个窗”的提法清楚地 表明他那时已形成了“四窗”的雏形。而且，在施先生看来，“西洋文 学”这扇窗十分重要，或翻译或研究都不可或缺。他对“西洋文学”这 扇窗外的风景一直很入迷，对翻译外国文学像周氏兄弟一样，始终不遗 余力。1949年以前，他的文学创作集出版了13种，而他的翻译作品 集出版了16种，从数量上来说，也已经超过了创作。1950年代以后， 施先生的文学创作几乎完全停止,但他的文学翻译这扇窗始终没有关上， 他仍在克服各种困难认真翻译，还译出了丹麦作家尼克索的《征服者贝 莱》三部曲这样的大部头作品。直到晚年，他还为新创刊的《万象》翻 译了《聪明的尼姑》这样有趣的作品。这些都是不能不提到的。 还应指出的是，施先生翻译外国文学的国别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和 体裁之广，都出乎我们的想象，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翻译界是极为少 见的。单就小说而言，他就先后翻译了奥地利、意大利、德国、法国、 英国、西班牙、俄国以及后来的苏联、挪威、丹麦、波兰、匈牙利、捷 克、保加利亚、以色列和美国等国作家的作品，尤其注重弱小民族国家 作家的作品。时间跨度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 而作品体裁，除了长中短篇小说，还有诗歌、散文(含散文诗)、剧本、 儿童文学和文艺评论等，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这也说明施先生的 文学视野非常开阔，也很独到。虽然不无为稻粱谋的急就章，但他认为 值得介绍给国内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他都乐意翻译。他1980年代 出版的《域外诗抄》在新时期文学进程中广受欢迎，就是一个有说服力 的例证。 施先生如此重视翻译并努力实践之,当然与他的翻译理念密切相关。 1980年代，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施先生 力排众议，坚持《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必须要设翻译卷，并亲自担任翻 译卷的主编。他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有两次翻译高潮，1890年至1919 年这一时期是继翻译佛经之后的中国的第二次翻译高潮。无论是唐代翻 译佛经，还是近代翻译外国文学和文化典籍，都对中国人的思想和文化 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施先生自己也从这样的高度出发认识文学翻 译，从事文学翻译，他是真的热爱翻译，他的翻译是高度自觉的，是他 的主动选择。至于他的文学翻译与他的文学创作的互动关系，更是值得 我们深入研究的。 2021年是华东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12卷《施蛰存译文全集 · 小 说卷》的隆重出版，既是对校庆的贺礼，也是对施先生小说翻译成就的 首次较为全面的展示，包括鲜为人知的在香港翻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 《转变》和不少新发现的集外散篇。之后，诗歌卷、散文评论卷、剧本 卷等也将陆续推出。届时我们将会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施蛰存这个名字 在“丽娃河畔的翻译家”中是特别光彩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