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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字》的情感理论维度——贝兰特读霍桑 主持人语：西方当代文化大约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理论死了”一类格言警句，呼吁回归审美。如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 （1994）。9年以后，特里·伊格尔顿也写了一本《理论之后》。这个潮流的前提是，文学理论高高在上、天马行空，什么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性别理论、意识形态政治学，什么都谈，就是不谈文学作品本身。是以殊有必要拨乱反正，回归文本。这个重申审美和叙事的人本主义立场，初衷当然是好的。可是理论从来就是实践的先导和概括，它同实践一样生命之树常青，哪能说死就死了呢。是以所谓理论寿终正寝的说法，不过是昙花一现。理论跌了一个跟斗，马上抖擞精神，重振雄风，照样成就为文学研究的主导话语。本专题的三篇文章，正是在这一视野中完成的。我本人的《〈红字〉的情感理论维度》结合霍桑《红字》和贝特兰《国家幻想的解剖》来谈近年风起云涌的情感理论；赵靓的《拉康与法国精神分析批评》有意梳理拉康理论的文学批评谱系；王曦与西蒙·克里奇利的《西蒙·克里奇利谈“他律理论”：悲剧剧场、爱与哀悼》，则是以悲剧意识和伦理情感为题，对克里奇利的一个直接采访。综合来看，应无疑问可以增强我们的理论信心。 一、国家幻想与国家符号 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康内尔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84年开始，执教芝加哥大学英语系至今，为该校性别研究中心主任，《批评探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