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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 《书法研究方法刍议》 白谦慎 《书法研究方法刍议》 --2010年7月22日 大陆学术界(包括书法艺术研究领域)对理论研究方法的关注始于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达到高潮，以致一九八五年被称为方法论年。毫无疑问，对方法论的关注，不但刺激了人们对研究方法的兴趣，活跃了学术研究的空气，也取得了虽然为数不多，但却令人鼓舞的研究成果。我常想，如果没有这十余年来学术界对理论方法的持续热情，像邱振中的《书法艺术的形态与阐释》这种以新的理论视野来关注和研究书法现象的比较成熟的著作，是不可想像的。但无庸讳言，在介绍和借鉴西方理论方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不足之处。这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一、对西方学者提出的宏观理论关注的比较多，对西方学者是如何在研究具体的艺术现象中运用研究方法了解不够。二、在借鉴和运用西方理论方法时，一些研究者缺乏审慎的态度。第一点不足和人们长期养成的理论观念和习惯以及翻译事业有关。多年来，人们总是认为，好的理论应该是放之四海皆真理的。当信奉多年的理论不再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理论后，人们开始怀着极大热情寻找其他的具有一般性指导意义的理论。回顾一下人们关注方法论最初的那几年，我们不难发现，科学哲学、由自然科学引出的理论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理论引起了人们的格外青睐，人们对科学的理论在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方面所具有的普遍指导意义是很少抱有任何怀疑的。这些理论不但被引入了法学、政治学、史学的研究中，也被文学界和艺术界的一些学人奉为圭皋。喜爱大理论成为时尚。 由于大多数的中国大陆学者并不能直接阅读西文的学术著作，因此他们多借助翻译的著作来了解西方学术。而翻译者在选择西方的学术著作时，也多翻译比较宏观的理论，而对西方某一领域的学者是如何具体地研究本学科的问题则不大关注。翻译者的这种选择除了出于前述那种对宏观理论的喜爱外，大概还有这样一层考虑，即那些讨论具体问题的西方学术著作可能太专门而不宜为背景知识准备不足的中国读者所接受。正因为如此，中国大陆的书学论著中所引用的西方学术著作，多为朗格、阿恩海姆、贡布里奇这类纯理论性的著作。 这些论著，很容易给不谙西方学术详情的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西方的学者多是这样研究艺术和艺术史的。 如果说，上述的翻译介绍对当代中国的书学研究可能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的话，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这些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在对方法论有兴趣的研究者的著述中，比较空疏的、提纲式的论述偏多，有理论关怀和见解的细致深入的个案分析则不易见到(我这里指的是书法史研究)。而这一问题不解决，很难取得书法史研究实质性的进展。我们不能老是把自己的思考点停留在书法和民族精神、文化特征、生命的意味的关系这类问题上。 那么，西方艺术史学者的一些比较具体的研究是否就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呢?回答是肯定的。比如说，目前西方艺术史界公认的最优秀的学者之一的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艺术史系的巴克森代尔教授的《十五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验》一书，所谈为十五世纪意大利的绘画，却极有理论价值。在这本仅一百八十页的书中，巴克森代尔从当时人们谈论艺术时所使用的语言，艺术品的主顾和画匠间的合同，当时商业活动中的一些惯例等方面入手，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经验如何给绘画活动以制约。巴克森代尔此书为西方学界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研究艺术现象的经典。但在研究一个时代人们的社会经验和艺术现象、艺术家、艺术品的关系时，巴克森代尔并不是简单从一个大环境直接跳到艺术家、艺术品，而是非常注重中间环节。(这一点，在巴克森代尔的另一本著作《意图的模式》中有更为详尽的讨论(该书的中译本已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应该说，巴克森代尔的这一著作有很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有方法论价值的具体研究，不见得在文中宣称运用了那个学、那个论。对西方社会学和政治学有所了解的人，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后不难发现，黄先生于西方社会学有很好的素养，他在书中不动声色地运用了一些堪资借鉴的西方理论。在一个具体的研究中，研究者如何选题，从什么角度切入他关心的问题，怎样甄别和使用历史资料，他的研究又是以何种方式对学术界所关切的重大理论问题做出回答，都可反映出他的理论素质和学术功力。 西方许多学者的艺术史研究的特点，可用大处着眼，小处落墨来概括。这种大处着眼，小处落墨式的研究就是我称之为有理论关怀的个案研究。这种研究是具体的，可以具体到对一件作品、一种艺术现象作很深入细致的研究。这种研究同时又是有理论关怀的，因为它最终关心的是艺术品和艺术现象的意 义(meaning)，并期望通过具体的个案研究来对艺术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 有理论关怀的个案研究和纯理论研究并非水火不相容。实际上，当代西方艺术界所关切的一些问题，如艺术和社会体制或机构(institution)的关系，艺术和话语(dis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