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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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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雨星,赵敏娟
Summary:基于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背景,利用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820个牧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及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和代际差异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转型市场下,社会资本仍能促进牧户草场转入,但作用方式发生变化,表现为关键网络节点和牧户主动利用社会网络能力的作用凸显,社会资本总量和被动依赖社会网络信息资源流入的作用式微。(2)网络信息渠道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但尚未对社会资本形成替代,社会资本与网络信息渠道并行不悖。(3)社会互动通过降低草场流转的交易费用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而关键网络节点、网络信息渠道不存在相应机制。(4)社会资本、网络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表现为新生代牧户转入草场更加依赖网络信息渠道,中生代、老生代牧户转入草场仅依赖社会资本。据此,建议在建立和完善网络和实体草场流转交易平台等方面完善草场流转市场。
Key:社会资本;信息渠道;草场转入;交易费用;代际差异
:F302.5? :A :1009-9107(2022)01-0115-14
引言
草场流转制度是草原承包经营制度的补充和完善,草场流转具有降低草场细碎化、改善牧业效率、促进生态恢复和提高牧户收入等诸多功能[1-4]。通过草场流转促进牧业要素合理流动,实现牧业资源优化配置,既是微观牧户的现实需求,也是政府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然而目前我国草场流转市场并不完善,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潜在违约风险(尤其是转入户过度利用草场)和交易成本成为阻碍牧户参与市场的瓶颈[5]。特别是北方草原高度生态恢复压力下,草场流转还承担着维护草畜平衡的生态功能。生产、生态双重需求强化了流转市场的卖方特性[6],使得交易成本呈现非对称性,转入户面临更高的交易门槛[7]。如何进一步降低牧户草场转入难度,提高草场转入效率,对改善牧业要素配置和增进牧户福利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受限于研究数据可得性,有关草场流转的研究十分匮乏[8],仅有的少数研究重点从改善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强调了社会资本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5-6,9]。其内在逻辑是:交易成本是制约草场流转的关键[10],具体表现为草场流转交易搜寻难、签约难和监督难;草场流转市场基于“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因此嵌入在牧区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在降低搜寻费用、提高契约执行、化解交易风险等方面具有诸多优势,有利于草场交易的实现。例如,刘博等基于2011-2015年内蒙古牧区牧户调查的混合截面数据分析发现,社会资本提高了牧户草场转入概率[5,9]。
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牧区正在发生深度转型,社会资本对草场流转的作用也在随之发生变化。首先,草场流转市场正从传统以熟人交易和口头承诺为特征的“关系型”市场向以半熟人、陌生人交易和契约关系为特征的“要素型”市场转型。即便是发生在熟人间的交易,市場化特征也愈发明显,价格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11-12]。例如,2015年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先后出台了《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牧区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土地草原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运行规范(试行)》。数据显示,到2020年8月,仅锡林郭勒就已规范流转草场2 129万亩,涉及牧户8 948户,达到全盟草场面积的12.46% 。其次,传统草场流转市场上社会资本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逐步演化。一方面,市场交易主体呈现代际差异。一些80后、90后牧民返乡创业或继承祖业,成长为新一代牧民[9],同时老一代牧民并未完全退出畜牧业,形成老中青三代畜牧业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交易主体的代际差异可能对传统草场流转市场的交易习惯产生冲击。另一方面,牧区社会关系发生嬗变。受牧民定居、分散经营以及市场化的影响,牧民逐渐呈现“原子化”特征,个体间的互惠关系向经济利益关系转变,传统熟人交易间依赖的信任和互惠机制逐渐消解[13]。
与此同时,市场主体的社会交往模式以及信息来源渠道也在发生深刻变革。一方面,随着牧区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网络社交软件的广泛应用,牧户间的沟通由线下向线上转变,网络社交的作用愈发凸显。另一方面,网络社交平台和网上草场流转服务交易平台为牧户提供了新的信息渠道 。“互联网+”的新型草场流转市场上,网络信息渠道加速了信息的传递速率,扩展了信息传播距离,很可能对社会资本在交易实现中的作用形成部分替代,从而弱化社会资本的影响。这意味着,忽略草场流转市场的新变化,既可能夸大社会资本的作用,也可能忽视新兴市场要素对改善草场转入效率的影响,不利于草场流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
基于上述梳理,本文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在草场流转市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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