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风险激励性规制之理论廓清与制度完善--一种基于法经济学的分析.pdfVIP

第37卷第3期 研究生法学 Vol.37NO.II 2022年06月 GraduateLawReview Jun.2022 环境风险激励性规制之理论廓清与制度完善 一种基于法经济学的分析 高腾飞* [摘要］现代环境治理中，命令一控制型规制由于分配上的低效性，逐渐无法满足现代环境 风险治理提升规制强度、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的要求，巫需丰富规制治理工具。激励性规制作为一 种有限的自我规制，能够在消耗更少社会资源的同时保障环境公益，提高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积极 性。其作为命令一控制型规制的补充具有规制工具选择上的必然性。环境风险激励性规制包括“产 权交易”“税收优惠”“补贴”“环境标志”“奖励措施”等法律形式，以命令一控制型规制为基础， 以惩罚性措施为保障，通过规制工具的综合运用实现激励目标。对于我国而言，环境风险激励性规 制主要有“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收优惠”“环境标志”等制度，存在诸多不足。完善以温室气体 排放控制规则为主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命令一控制型规制基础、以各单行立法细化规定为主的环境 税收优惠制度本体构造、以行政执法为主的环境标志制度保障性措施，是丰富我国应对环境风险工 具，加强环境风险预防的现实进路。 [关键词]】 环境风险激励性规制命令一控制型规制工具理性法经济学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后果，环境风险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显著，如何削弱环境风险带来的负 面影响，避免风险转化为一种现实的损害，引发了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许多学者在整合国 内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环境法“预防原则”中渗入“风险预防原则”的因素。[2]也 有学者更进一步提出了构建“风险预防制度”的进路，典型的如“环境保护禁止令”[3]“预防性环 境公益诉讼”[4]等。但是，由于其大多运用司法解决的方式，存在诸多理论难题。首先，司法本身 作为维护规范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十足的严厉性，“司法后置”成为各法域的共同认识， 一般用以弥补受损害的社会规范、使受损的社会规范恢复原貌，预防功能仅间接实现。其次，司法 行为存在“涟漪效应”（ripple effects），对特定风险的回应可能趋向一般化，[5]对其他公共领域造成 巨大影响，如：环境领域基于公益考量可以实施预防性诉讼，那么教育、卫生等社会公益亦十分显 *高腾飞，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100088）。 本文获中国政法大学第十九届“学术新人”论文大赛“优秀论文”奖。 [1】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新的现代性之路》，张文杰、何博文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 第10-14页。 [2] 目前，我国在《生物安全法》中规定了“风险预防原则”但是否将其扩张到环境法的其他领域存在争议。 参见张梓太、王岚：《论风险社会语境下的环境法预防原则》，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第103页。 [3】参见于文轩、宋丽容：《论环境司法中预防原则的实现路径》，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 022年第1期，第173-174页。 [4]参见吴凯杰：《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载《理论与改革》，2017年第3期，第146-161页。 [5］、参见［英］罗伯特·鲍格温、马丁·凯夫、马丁·洛奇主编：《牛津规制手册》，宋华琳、李、安永康等 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353页。 ·16· 高腾飞：环境风险激励性规制之理论廓清与制度完善 著之领域，是否也可以实施预防性诉讼？再次，司法工具并非总能产生合目的性的效果。[6]法制是 利益衡量的结果，过度强调环境风险防范，反而会引发与现有制度理念的冲突，例如预防性环境行 政公益诉讼，其是否突破检察权的边界存在争议；[7而对于环境保护禁止令，其性质到底是一种“行 为保全”还是一种“人格权禁令”也争论不休。8从次，在公共管理领域，司法机关应当尊重行政 机关的“首次判断权”。[9]一些风险预防制度动运用司法工具，存在“将问题推给司法”之嫌，损 害当事人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