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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代中国美术史研究之日本因素 ? ? 于越 王莲 摘 要：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新时代。随着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史学之牵引、新式美术教育兴起等各因素的推动，中国的美术史研究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日本和西方艺术思想的影响，在美术史分期、美术史观、写作方法及编撰体例等方面都发生了划时代的重大改变，从而使具有现代形态的中国美术史学得以确立。本文从日本学者的中国美术史论著角度入手，以姜丹书的《美术史》和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为例，探析近代中国美术史理论研究成果的日本因素。 Key：中国美术史研究;日本因素;姜丹书;潘天寿 ：J120.9 ：A ：1004-9436（2020）09-00-04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掀起了“西学东渐”的热潮，大批学者奔赴日本和欧美各国学习并向国内引介西方的艺术思想和文化。1868年，日本采取了“明治维新”新政策，除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果，艺术文化上吸收和兼容西方艺术思想及研究方法也有了重大的进展，并且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赴日本学习较欧美更加方便容易，因此日本成了中国间接吸收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重要桥梁，中国的美术史学研究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姜丹书、潘天寿、郑午昌、史岩、俞剑华等诸多美术史研究先行者直接或间接受到了日本和西方近代学术思想和理论观念的影响，撰写了《美术史》《中国绘画史》等美术史论著，开启了美术史研究的新纪元，为我国现代形态的美术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美术史学转型经历了一个吸收、融合和开拓创新的坎坷过程。本文从日本学者的中国美术史论著角度入手，对姜丹书的《美术史》和潘天寿的《中国绘画史》进行考察、梳理，探析日本学者的中国美术史理论研究成果对其的影响。 1 日本学者的中国美术史研究成果 20世纪以来，很多日本学者的中国美术史文章及著作通过“西学东渐”得以被译介到国内，如日本学者大村西崖1901年编写的《东洋美术小史》，1913年中村不折、小鹿青云合著的《支那绘画史》等等，这些研究成果开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美术史学研究之先河，对之后美术史学科在我国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揭开日本学者对中国美术史学研究序幕的当属1901年大村西崖（1867—1927）撰写的《东洋美术史》。该书卷帙浩繁，其内容涵盖中国、日本和印度。当时的天津南开大学秘书陈彬和翻译了此书的中国部分，他认为“虽非全璧，而实全书精神之所寄”。[1]后作为第一部中国美术通史著作《中国美术史》在国内流传，而在当时国内外还没有如此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说这不仅是20世纪初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第一份成果，在历史上亦是第一份具有现代意义的开拓性研究。 当时第一批研究中国美术史具有代表性的日本学者还有内藤湖南（1866—1934），他撰写的《支那绘画史》于1938年由东京弘文堂书房出版。从美术史的角度通览全书，该书与大村西崖的《東洋美术史》相比，绘画史方面的立论更加具体和深入。内藤湖南在中国绘画史研究方面采取了形式分析与风格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此考证中国绘画史上有争议的作品。这种方法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近代中国国情处于危急时刻，中国学者罗振玉逃亡到日本并将中国绘画作品带到日本，其中部分画作为赝品。而当时内藤湖南与罗振玉交往深厚，在绘画收藏方面亦受其影响，因此在《支那绘画史》中不免有鱼目混珠的中国绘画作品插图。这对当时的日本美术界对于中国绘画作品的认识和鉴赏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同时也导致日本艺术家对中国绘画作品的理解有些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亦拓宽了当时日本美术界对于中国绘画的视野。因此，即使在内藤湖南的《支那绘画史》之前已有不少美术史著作问世，日本美术界亦认为“《支那绘画史》是近代日本自己撰写的第一本专著”。[2] 还有一部不得不提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著作，即中村不折（1868—1943）、小鹿青云的《支那绘画史》。中村不折、小鹿青云二人出于研究日本绘画必须先从研究中国绘画开始的原因，撰写了这部以中国绘画史冠名的著作。而他们在编写过程中仅仅参阅了中国美术史一类的书籍大致二十七八页，因此该书的原创性与同期论著相比较高。总体而言，全书平稳地论述了中国美术史、绘画史的起源与发展。这种重描述、轻阐释的论述方式虽然思辨性不强，但提纲挈领。后传入中国，并在国内掀起了第一波美术史研究热潮，姜丹书、陈师曾、潘天寿等众多中国美术史家亦受其影响，他们的美术史、绘画史著述中的日本因素俯拾即是。 2 姜丹书《美术史》中的日本因素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具有现代形态的美术教育事业刚刚起步，教材编写主要集中于译介日本及西方学者的外来美术史论研究成果和整理中国古代传统绘画史知识，后经过我国教育家及美术史学家刻苦钻研，具有中国文